嵇康不但琴藝精湛，而且對音律也有很深的造詣，他是當時傑出的音樂理論家。他撰寫的《琴賦》主要表現了他對琴和音樂的理解，同時也反映了嵇康與儒家傳統思想相左的看法。他還撰寫了《聲無哀樂論》，著重探討了音樂的本質、音樂與情感的關係、音樂與教化的關係三個方麵的問題，也就是音樂自身的規定性問題。他提出，聲音源於自然，不會因為人們的喜怒哀樂而有所變化，聲音本身是不具備情感的，更沒有悲喜之分。聲音的感情色彩是人賦予的，隻有把聲音和人的主觀情感體驗結合在一起，才有了哀樂。
嵇康還善於寫詩，特別是四言詩，現存的詩歌有六十多首，四言詩占了一半以上。作為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嵇康不僅是詩人，還是著名的玄學家、文學家。流傳下來的散文有十五篇。文章中展示了他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思考。
公元255年，司馬昭想把大名鼎鼎的嵇康征召到朝廷為其效命。嵇康不願意，隻好離開了竹林，躲到了河東。一走就是三年。在大山裏，嵇康遇到了大隱士蘇門山人孫登。他與孫登相處了三年，每次向他請教問題時，孫登都是避而不答。嵇康常常因此而惋惜。直到臨別時，嵇康遺憾地對孫登說：“我要走了，您真的沒有什麼話要對我說了嗎？”這時，孫登才慢悠悠地說：“你不了解火嗎？火生來就有光，可是它也要靠幹柴來保持它的光焰。人生而有才，但也要識時務。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孫登又告誡嵇康：“你很有才能，但缺少遠見。當今之世，想要免除災難、保全自身是很難的。今後你要謹慎做人，少發表議論。”事情證明，孫登這種說法是很有預見的。
公元261年，山濤由吏部選曹郎調任大將軍從事中郎，他向司馬昭推薦好友嵇康接替他的位置。為了表明自己絕不出仕的態度和立場，嵇康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在信中，他陳述了自己不能從命的原因。有所謂的“必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
“必不堪者七”也就是七個絕對不能忍受的事：做官不能睡懶覺，為一不堪；喜歡彈琴唱歌、打獵釣魚，而做了官後，身邊有吏卒守候，無法隨意行動，為二不堪；身上長虱子，咬得難受，要不停地搔癢。可做官要頭戴官帽、身穿官服，拜見上司，需長時間正襟危坐，腿腳發麻，也不得動彈，為三不堪；一直不善於寫信，也不喜歡寫信。做官後人事關係複雜了，往往書信堆滿幾案，你不及時處理吧，別人會說你玩忽職守。要勉強去做，又是本性難以為之的，為四不堪；平生最討厭吊喪，世人則看得很重，做了官要違心順俗地去做這些事，為五不堪；不喜歡俗氣的人，做了官要與他們周旋，每天耳朵裏裝的都是閑言碎語，麵對的是千奇百怪的麵孔和伎倆，為六不堪；性情急躁怕麻煩，做官勞神費心的事太多，為七不堪。
“甚不可者二”就是兩個絕對不可以忍受的：一是平時喜歡“非湯武而薄周孔”，做官後也不會改變這個觀點，這無法被當局所容忍；二是性格剛烈，嫉惡如仇，直率易怒，這種性格是做不好官的。據嵇康自述，他的這些古怪脾氣自小養成。他幼時喪父，由母親、長兄撫養成人。母兄溺愛，不加嗬責，也不逼他讀儒學經書，使他從未領教過外界的壓力和約束，所以他隻習慣於按照自己的意誌行事，不會遷就於任何人和事，包括自己的生理要求——他小便急了，從不馬上去廁所，總是憋著，實在憋不住了才肯起身。一月半月不洗頭臉，蓬頭垢麵也是常事。身上長滿虱子，不到癢得受不了的程度絕不去洗澡。如果說這些古怪的習慣是小時無意養成的話，那麼長大以後，飽讀詩書的嵇康更是有意放浪形骸，對自己不加約束。
嵇康在信中責怪山濤不了解朋友的個性，強人所難。嵇康在信裏說的都是真心話。他確實是遇事便直言盡情，不知忌諱，這也是性格使然。“不堪者七”沒什麼大不了的，這隻是嵇康不為官的一些借口。為官必然要多些繁文縟節，少了自由時間，這都是些小問題，不是要害問題。但那“甚不可者二”就不能等閑視之了。“一不可”：“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嵇康的性格就是如此，極端厭惡世間所謂“君子”的一切。他視學堂為太平間，視誦讀為鬼話，視六經為垃圾，視仁義為腐臭。看一眼經書眼睛就會害病，學一下禮儀就會駝背，穿上禮服就會筋骨扭轉，談起禮典就會牙齒爛掉。這已經很大逆不道了。再加上“二不可”：“非湯武而薄周孔”，這個就更嚴重了。湯武是以武力平定天下的，周公是輔佐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的，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司馬氏一直在覬覦曹魏天下，打的就是迫使曹魏天子將政權禪讓給自己的主意。嵇康狠狠地戳到了司馬氏的痛處，司馬昭是絕不會放過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