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的痛苦無法抒解，隻能借助酒來麻醉自己。史書記載，中國的飲酒之風，興盛於東漢末年，正始年間玄學產生後，酒普遍地開始進入士人的生活。竹林七賢和酒密切相關。他們聚會在竹林，肆意酣飲。其中最以飲酒聞名的當數劉伶。
劉伶，西晉沛國人（今安徽宿州），字伯倫，愛好老莊之學。劉伶身材矮小，容貌醜陋，在當時那個注重儀容風度的時代，這樣的人縱使再有才華也不會被統治者所重視。劉伶為人通達詼諧、胸襟開闊、行為放達，特別是嗜酒如命。至今民間還流傳著許多關於他飲酒的逸聞趣事。有一次，劉伶犯了酒癮，向他的妻子要酒喝。妻子非常生氣，將酒潑掉，毀了酒器，哭著勸說劉伶：“您喝得太多了，這樣有害健康，必須下決心戒掉。”劉伶說：“你說得很對，可是我怕自己沒有毅力戒掉，需要向鬼神禱祝，借助他們的能力幫我戒掉酒癮。你快去準備好酒肉作貢品。”妻子點頭稱是，馬上準備了酒肉供奉在神龕前，請劉伶祝誓。劉伶跪在地上念念有詞道：“上天生我劉伶，就是讓我以酒聞名的，女人說的話，是不可以聽信的。”說完便喝酒吃肉，不一會兒就醉了。伴隨著狂飲而來的，自然是行為上的放蕩。他好坦露身體，時常在家裏脫光了衣服飲酒，客人進屋見到他這副尊容，都譏笑他傷風敗俗。劉伶卻不以為然：“在我眼中，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內才是我的衣褲，你們為什麼要鑽進我的褲襠裏來呢？”表麵上看，劉伶是在放浪形骸，然而其中展示的意境卻是玄學強調的回歸自然。在自然狀況中，或許沒有完人，因為人皆有缺點，而有缺點不加掩飾即具光明之心，所謂“直行”之人。人在自然狀況中已然超越了世俗羞恥，隻留下精神意念間的自由快樂。這醉酒優遊之態，是借行狀而超越世俗，體現玄學“有”與“無”之間的那種似有似無，看破一切又包容一切的意境。
劉伶平時沉默寡言，從不輕易與人結交，對人情世故也不關心。他常常乘著鹿車，攜著酒壺，讓仆人扛著鋤頭跟在後麵，並囑咐仆人說：“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埋了我。”在與嵇康、阮籍結識後，劉伶有感於他們的才情，於是與他們“欣然神解，攜手入林”。
《晉書·本傳》記載，劉伶有《酒德頌》一篇。《酒德頌》中也有一位大人先生，他和阮籍筆下的大人先生有同樣的情懷和表現。他將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認為一萬年不過是轉瞬之間而已，他可以隨著自己的意願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隻有酒是他的樂趣，其他的樂趣他瞧都不瞧。貴公子、縉紳處士們，聽到民間對他的評價，沒有一個人不怒目相向的，都拿禮法來非難他。但先生手中卻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濁酒，陶然醉倒。醉倒之後，他飄飄然不覺寒暑，也沒有利欲之情，這個世上的雜然萬物，在他眼中便成了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大人先生的這種精神狀態，正是老莊超塵脫俗的精神境界。也是魏晉名士寄托精神的境界。經學者研究，在文學史上，劉伶是把酒後的玄妙境界，寫入散文的第一人。
竹林七賢中另一位以飲酒著稱的人物是阮鹹。他曾經與族人群聚飲宴，不用普通的酒杯飲酒，而是把酒盛在大甕裏。幾個人圍坐在甕前，相向而酌。此時，有一群豬也走過來尋酒喝，阮鹹便跟在豬群的後麵共飲。
阮鹹，字仲容，是阮籍兄長武都太守阮熙的兒子。與阮籍並稱為“大小阮”。阮鹹和阮籍一樣，生平鄙視禮法。一方麵固然是由於他們崇尚老莊之說，鄙視種種所謂的繁文縟節；另一方麵，也是對當代權貴們的一種實際抗議。
《晉書·本傳》記載，在當時的尉氏縣，阮氏家族全都居住在官道的南北兩側，時間一長形成了北阮富南阮貧的局麵。阮鹹一支一直居住在官道的南側，家中雖然不乏官宦之人，但大多為官清廉，在家族內比較貧窮。在當時的中原地區，有“七月七，曬陳衣”的習俗，會在七月七當日曝曬經書及衣裳。據說曬過的衣服和經書可以防蟲蛀。有一年的七月初七，居住在官道北邊富裕的阮氏人家，將用綾羅綢緞做的衣物拿出來在陽光下曝曬，鮮豔奪目光彩無比。而住在南側的阮鹹也在自家的院子裏豎起了幾根竹竿，找出當時被叫做犢鼻褌的粗布短褲掛在了上麵。阮鹹的這一舉動自然招來了族人的譴責。他們認為這是給族人出醜。但阮鹹振振有詞地說：“既然大家都在七月七這天曬陳衣，我也不能免俗，就把這些衣服拿出來曬了曬。這又礙著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