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治國之本在足民(1 / 3)

(一)齊國的內憂外患

管仲踏上了齊國的政壇,開始了輔佐齊桓公創立霸業的新征程。但是霸業的創立並非一帆風順,我們回到他處的時代,那時正是列國並峙、互相征戰不休的時代。當時在黃河下遊比較活躍的大國有齊、魯、鄭、宋、衛;小國有邢、遂、譚、紀、杞,大國又分兩派,一派是鄭、齊、魯,一派是宋、衛。小國也附屬在各個大國一邊。兩派的力量以鄭、齊、魯為強。

此時,邊境的各族也都發展起來。北方的狄人開始南下,成為中原各國的嚴重威脅。西方的戎人也開始東進,戎國經常侵犯魯國和曹國,北戎又侵犯鄭國,山戎又進攻燕國,伊洛之戎又進攻周王室。而南方的蠻人也躍躍欲試,想要北上。邊境民族內侵,與周王室的衰弱是分不開的。在春秋之初,周王還有些威信,自從魯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周鄭葛之戰,周桓王的肩被鄭祝聃射中,王師大敗後周王室就一蹶不振。齊襄公四年(公元前694年)周王室發生內亂,莊王殺了周公。晉獻公二年(公元前675年),周王室的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等大夫叛亂,後經鄭、虢出麵調解才平息。周惠王為了報答鄭、虢,將虎牢以東送給鄭國,把酒泉送給虢國。於是王畿越來越小,威信也就越來越低。

麵對如此混亂的社會狀況,齊桓公一登上王位就迫不及待地召集管仲商談國家大事。一次齊桓公召見管仲,首先把想了很久的問題擺了出來。“你認為現在的國家可以安定下來嗎?”管仲通過一階段的接觸,深知齊桓公的政治抱負,但又沒有互相談論過,於是管仲就直截了當地說:“如果您決心稱霸諸侯,國家就可以安定富強;如果您要安於現狀,國家就不能安定富強。”齊桓公聽後說:“我現在還不敢說這樣的大話,等將來見機行事吧!”管仲為齊桓公的誠懇所感動,他急忙向齊桓公表示:“君王免臣死罪,這是我的萬幸。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不為公子糾而死,就是為了富強國家社稷;如果不是這樣,那臣就是貪生怕死,一心為升官發財了。”說完,管仲就想告退。齊桓公被管仲的肺腑之言感動,便極力挽留,並表示決心以霸業為己任,希望管仲為之出力。後來,齊桓公又問管仲:“我想使國家富強、社稷安定,要從什麼地方做起呢?”管仲回答說:“必須先得民心。”“怎樣才能得民心呢?”齊桓公接著問。管仲回答說:“要得民心,應當先從愛惜百姓做起;國君能夠愛惜百姓,百姓就自然願意為國家出力。”“愛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後國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講安定的國家常富,混亂的國家常貧,就是這個道理。”

齊桓公十分讚同管仲的思想,於是就把改革齊國的重任交給了管仲。商賈出身的管仲最善於理財,他既有商人的審時度勢、權衡輕重的靈活性,又有政治家的注重大節、果敢剛毅的氣魄,在接受了齊桓公的如此大任後,管仲深感任重道遠,但是他堅信自己治國必先富民的思想。他提倡“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認為國家財力充足,遠方之人會自動歸屬齊國;開發荒地,種植莊稼,有所收成,本國之民自然會安心住下。管仲的這一治國道理,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人民的思想覺悟是由物質條件決定的。要以這樣一個指導思想為原則,製定治國方針大計。

(二)管仲的經濟改革

如何使人民富足呢?他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就是說國君必須注重農業,儲備糧食。隻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發展農業才能豐衣足食。要發展農業,就隻有提高農業生產者的積極性。要做到這一點,就隻有實行有利於他們的改革。管仲就采取改革農業稅製的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

古時候,我國的土地是國有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實際上就是實行勞役稅製,大家共同出力耕種公田。但到了春秋時期,由於生產工具的進步,掌握了鐵質農具和牛耕技術,生產效率大大提高,集體勞動的必要性日漸減弱,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積極性越來越高,私田麵積逐漸增加,出現了“公田不治”,雜草叢生的現象。齊國的情況尤為嚴重,貴族侵吞國君的公田,掠奪農民的土地和國家的山川林澤的情況也十分嚴重。有些失去土地的農民進入城市,從事工商業,這些情況導致了國家財政收入的銳減。農業生產凋敝,國家貧窮,人民生活非常困苦。針對這種情形,管仲提出實行“相地而衰征”的新稅製。“相地”是觀測、評定土地,以區分土地的肥瘠、好壞;“衰征”是依土地等級來征收賦稅,可見“相地而衰征”是以取消公田和私田的劃分為前提的。由於這種征稅的辦法比較合理,使農民的負擔相對平均,因而能夠起到安定農業人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