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忠告十：做誠信之人
李嘉誠認為，誠信是企業能否向前發展的關鍵。他說：“在香港還是其他地方做生意，信用最重要。一時的損失將來還是可以賺回來的，但損失了誠信就什麼事情也不能做了。”
“我深刻感受到：資金，它是企業的血液，是企業生命的源泉；誠信則是生命，有時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
“做生意要以誠待人，不能投機取巧。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是誠信。我現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資金也不足應付那多麼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別人主動找我的，這些都是因為我講誠信。”
何謂誠信《說文解字》把信和誠互為解釋，信即誠，誠即信。古時候的信息交流沒有別的方式，隻能憑人帶個口信，而傳遞口信之人必須以實相告，這就是誠或信的本義。“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這是中國人與他人、與社會的交往過程中立身處世之本。靠這樣一個道德原則來規範自己的言行。中國是靠禮義行事的德治國家，言行靠自律與自省。孔子的弟子曾子有句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作為一個有德行而社會有責任心的人，在社會交往中誠信是他的做人的基本原則。與朋友交往要誠信。“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為官從政要“謹而信”，“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孔子說：“信近於義，言可複也。”一個做事做人均無信的人，是很難在社會上立足的，因為人們均不齒於那些言而無信的人。所以，孔子說：“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是離不開誠的，誠是信的基礎和保證，誠摯待人，才能嚴守信義。誠信主要內容是既不自欺，亦不欺人，它包含著忠誠於自己和誠實地對待別人的雙重意義。宋代著名的理學家周敦頤就把“誠”說成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禮記·大學》中說：“所謂誠其意者，不自欺也。”朱熹也說：“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所以對個人而言，誠信就是要真心實意地加強個人的道德修養，存善去惡，言行一致，表裏如一，對他人不存詐偽之心，不說假話，不辦假事，開誠布公，以誠相待。一個人隻有具備既不自欺又不欺人的優良品質，才能與他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我國曆史上有很多關於誠信的事例。
《史記·晉世家》中記載重耳流亡楚國，楚成王厚待之，問重耳：“子即反（返）國，何以報寡人？”重耳說：“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避）王三舍（九十裏）。”後晉楚爭霸，矛盾激化，楚將子玉進軍擊晉師。晉文公守約“避三舍”，退到成濮，始與楚軍戰，楚軍敗。晉文公守信的故事在《左傳》中也有記載：
晉文公為周王室平亂有功，周襄王賜其溫、原兩地，兩地之主不服，便起兵伐原，與士大夫約定三日攻下原，到期原不降，文公下令撤軍。前往偵察的諜報人員回來說，原快要投降了，有的官員說：“原將降矣，君不如待之。”文公說：“信，國之寶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敬佩文公有信就投降了（《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魏晉時期的有個叫卓恕的人，為人篤信，言不食諾。他曾從建業回上虞老家，臨行與太傅諸葛有約，某日再來拜會。到了那天，諸葛設宴專等。赴宴的人都認為從會稽到建業相距千裏，路途之中很難說不會遇到風波之險，怎能如期。可是，“須臾恕至，一座皆驚。”
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對信義身體力行，其治軍也是如此，因而得軍心，才能以五萬兵力抗擊魏國二十萬大軍，使魏主將司馬懿畏蜀如虎。他在祁山打敗魏軍殺其名將張，正是因其能以信治軍。張率領雍涼銳卒，潛師密進，直向劍閣。時諸葛亮在祁山，蜀軍輪換將士之令已發出，而新來的將兵未到，參佐認為敵軍勢盛，建議輪換回蜀的將兵權宜再留一月，否則很難抗擊來犯敵軍。諸葛亮不同意說：“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戰難，義所不廢。”於是，將應輪換回蜀的將士全部遣返。這種全軍去留的都非常感激諸葛亮的守信和關懷，應去者自動要求願留一戰，留者也表示效死擊敵，都說：“諸葛公之恩，死猶未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大敗魏軍，殺張（《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裴注）。
大家可能都聽過說過曾子不失信於小孩子的故事：
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上街，孩子哭鬧著也要去，妻子就隨口說道：“別哭了，等回來就殺豬給你吃。”過了幾個時辰，妻子回來了，孩子高興地要吃豬肉。妻子卻不殺豬了，孩子就大哭起來。這時曾子回來了，問明了情況，馬上就動手殺豬。曾子的妻子說：“哄哄小孩子的話，為什麼要當真呢？”曾子說：“大人言而無信，小孩子也會這樣，長大了就不會守信了。”
誠信是一個人在社會中的通行證。要擁有誠信的聲譽，就要注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大事要講誠信；小事也要講誠信；對親友要講誠信，對萍水相逢的人也要講誠信，對成人要講誠信，對孩子也要講誠信。
然而，誠信並不是沒有原則，沒有標準。
真理、正義和公平就是誠信的原則和標準。朱熹說，人與人要約“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義，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這就是說，“輕諾寡信則殆。”在動蕩的社會中，人心叵測，因而背信棄義的事也是經常發生。食言而肥的人，所在多有，又如張儀蘇秦的故事。又如春秋戰國的“盟誓”之風，其無信義可說是朝令夕改，一日三變。因此，“求事”、“要約”、“做人”，信與不信，當看合不合理、合不合義；不合理、義，就如孔子所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輕言寡信，如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這種不合理義的迂腐誠信，隻能是有害無益，古人已有非義，今人又何足取？
《論語·顏淵》記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可見，孔子認為治國政，“民信”比之“足食”、“足兵”還重要。因為百姓不信任國家，國家就不可能屹立。這對於個人來說也是這樣，如果你不取得人們的信任，是不可能有所作為的。因為得不到人們的信任，就得不到人們的支持和擁護，憑個人的才能是闖不了天下，成不了大事的。
為何要講誠信誠信是成大事者的基本做人準則，青年人做人做事，要講“誠信”二字，培養誠實守信的品格。
誠是一個人的根本，待人以誠，就是信義為要。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荀子說：“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誠能化萬物，也就是所謂的“誠則靈”，相反，心不誠則不靈，行則不通，事則不成。一個心靈的醜惡、為人虛偽的人根本無法取得人們的信任。明人朱舜水說得更直接：“修身處世，一誠之外便無餘事。故曰：‘君子誠之為貴。’自天子至庶人，未有舍誠而能行事也；今人奈何欺世盜名矜得計哉？”所以，誠是人之所守，事之所本。隻有保證誠信的人，才能獲得別人對他的支持。
誠信是為人處世的根本。“信、智、勇”更是人自立於社會的三個條件，誠信是擺在第一位的。“信”是一個會意字，“人”、“言”合體。“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這是人與人、與社會的交往過程中的立身處世之本。
人無信不立，市場經濟更是如此。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製的逐步建立，維係社會經濟聯係的政府信用逐步向傘業信用和個人信用轉變，市場經濟開始向更高一級的信用經濟邁進。
誠信是進入市場的通行證。誠實守信日積月累就能夠形成良好的信譽，就會在社會交往和商品交換中處於有利地位。信譽不僅是一個人、一個企業的無形財富，也是一個地區乃至整個國家的無形財富。這種無形財富作為一種特殊的資源，甚至比有形資產更為珍貴。沒有錢，可以融資，而誠信是無法借到的。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沒有誠信最終隻有死路—條。
誠實守信，是現代文明的重要基礎和標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眾多企業成為市場主體，企業之間的橫向聯係成為最基本的經濟關係，這種橫向聯係以契約和信用規範著企業和人們的行為。沒有誠信，就沒有秩序，市場經濟也就不能健康發展了。
誠信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經濟強調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若一方喪失了信用，那麼這種價值規律就遭到了破壞。因此，沒有信用，就沒有市場。
誠信也是衡量市場成熟度的重要指標。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一般都有嚴格的製度來維持誠信。例如，法國不僅有一套完整的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規，而且還在財政部設立“競爭、消費和反舞弊總局”，專事反欺詐、反暴利、維護誠信的原則，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工作。美國法律嚴格規定，企業會因欺騙詐騙情節輕重而區分。
業界在這種法製環境中均奉誠信為神聖至上的經營理念。大部分企業嚴守著誠信的原則，因為他們明白，良好的誠信心是搏擊市場的重要基礎，丟掉誠信心無異於自取滅亡。
現在，誠實守信正在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最重要的守則。缺乏誠信，結果隻能是事業失敗。隻有靠誠信，努力奮鬥，才有可能走上成功的道路。我們隻有講誠信，才能建立起正常的生活和經濟秩序。在人與人的交往中，也隻有誠實守信，無欺無詐，才能互相信任，和諧共存。
誠信不僅是社會每個人所應遵從的最基本的道德規範，而且也是處理好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準則。誠信待人才能感動他人，而說話不算數，處處欺騙別人，就算是在家門口也寸步難行。
誠信會使我們內心坦然，而說謊、虛假、欺瞞，則會折磨你的良心，讓你的心境處在一種灰暗、忐忑不安、時刻緊張的狀態中。這種自我折磨正是不誠實的必然結果。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死因在很長時間裏都讓人費解。人們隻知道，在一個寒冷的冬天，年邁的馬克·吐溫獨自在大雪中站了3個小時，結果得了嚴重的肺炎，不幸去世。可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後來人們從馬克·吐溫留下的文字中，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