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笑怒罵是伏爾泰特有的銳利武器，尤其是諷刺和嘲笑已成為他反對迷信、狂熱、不公正，宣傳自己理想的得心應手的工具。他常常用這種方法來揭露敵人，刺激敵人，挑逗敵人，向敵人無情地傾瀉他的憤怒。伏爾泰認為，生活太短促了，人們不可能有時間和精力來閱讀大量的鴻篇巨著。在"消滅敗類"、宣傳啟蒙思想的運動中，他喜歡用短小精悍的諷刺短詩、短文來說理論事，反駁政敵，提綱挈領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和主張。它們像一把把犀利的匕首投槍，猛烈地向社會中一切不正義的聯盟宣戰，把教會和基督教信仰體係刺得體無完膚，引起了反動勢力的極大不安和惶恐。瑪麗王後對他尤為恨之入骨，臨死之前還請求路易十五懲辦伏爾泰。可是對伏爾泰，國王現在已是鞭長莫及了，他無可奈何地對王後說："你要我怎麼辦呢？倘若他在巴黎，我倒是會將他趕到費爾內去的。"1768年9月24日，巴黎高等法院下令收繳伏爾泰挖苦嘲諷封建專製影響巨大的作品《有四十金幣的人》，並當眾燒毀，凡是出售此書的書商也一律處以枷刑。有的法官對這種處理方式仍覺不解恨，甚至在法庭上歇斯底裏地喊道"難道我們燒掉這些書就算了嗎？"
伏爾泰晚年在德利斯和費爾內過著非常愜意的生活，這是他的前輩和同時代文人所不能奢望的。狄德羅和盧梭的生活都極度貧困，常常為解決溫飽問題而四處奔波。而伏爾泰相當富有，僅德利斯和費爾內的地租收入就已相當可觀，他還有其他的生活來源。他每月給德尼夫人2400法郎，而可供自己支配的則高達6000法郎。富足而穩定的生活，使他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來全盤考慮啟蒙運動所涉及的一切問題，他鬥爭的方式方法也幹奇百怪。
伏爾泰在他的費爾內家中喂養了四隻猴子，他特意用他的四個論敵的名字給它們起名，稱它們為：佛勒龍、博麥爾、農諾特和蓬皮尼昂。伏爾泰沒有一天不親手喂它們，當它們吃飽喝足之後，他常常再賞它們一頓拳腳，擰一下它們的耳朵，用針刺一下它們的鼻子，踩一下它們的尾巴，甚至還給他們帶神甫的高筒帽，用最難以想像的卑劣方式來對待它們。他要用這種幽默狠毒的方式來發泄他對"敗類"的仇恨。
耶穌會在法國的勢力很大，倚仗羅馬教皇的支持，有恃無恐地從事陰謀活動。耶穌會士驕橫跋扈，作惡多端，不僅招致其他各修會的嫉妒與反感，而且也為世俗的政權所痛恨。法國高等法院同情高盧教會派和冉森派，憎惡耶穌會，一直在尋找機會清除這一國中之國。1761年，馬賽一個由耶穌會士經營的商行破產，法官們以此為借口，宣布耶穌會的章程與國家的法律相抵觸，並查封了一些耶穌會學校。雖然法國宮廷也傾向高盧教會，但是為了對抗胡格諾教派和冉森教派的信徒，謀求在對外戰爭中得到羅馬教皇的支持，自路易十四以來，法國宮廷一直對耶穌會采取寬容的態度，並給予保護和支持。耶穌會士忠於教皇，不服從法國國王，他們為所欲為嚴重影響宮廷的利益，並冒犯了國王的尊嚴。受啟蒙思想家影響較大的舒瓦瑟爾掌握大權之後，在蓬巴杜夫人的支持下，於1762年下令解散耶穌會，把耶穌會士驅逐出國。
百科全書派的兄弟們聽到耶穌會士將要從這個國家被驅逐的消息後，歡欣鼓舞。達蘭貝爾甚至還大言不慚地說，殺死耶穌會士的不是冉森派教徒，而是哲人黨，是《百科全書》殺死了上帝。他還樂觀地估計說，耶穌會士受到致命的打擊後，下一個該輪到冉森派教徒了，一個寬容建立、僧侶結婚、懺悔廢除、敗類滅絕、新教徒回國的美好明天即將到來。伏爾泰也認為，耶穌會士被驅逐是啟蒙運動取得很大進步的跡象。但是，他沒有達蘭貝爾那樣樂觀，他清楚這場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他看到了啟蒙運動和自由思想的敵人決不僅僅是某一個具體的教派，而是一股反動落後的勢力，他形象地說，"如果把我交給狼的話，從狐狸手裏被救出來又有什麼好處呢？"
伏爾泰堅定地認為，17世紀是天才的世紀，18世紀是啟蒙的世紀；在17世紀中，文學天才是卓越超群的，而在18世紀哲學思想的進步則是以往的世紀所不能比擬的；啟蒙世紀雖然在文學上稍遜於天才的世紀，是小人物的時代，但是如火如荼的啟蒙運動比天才的時代對人們心靈、對社會風尚、對政治結構的影響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