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對外戰爭連年不斷，宮廷燈紅酒綠，醉生夢死，教會凶狠殘暴，法官草菅人命，百姓苦不堪言。麵對這種恐怖、陰森的社會現實，許多人對啟蒙運動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有人在信中責問伏爾泰這位啟蒙運動的主將："這難道就是您所粉飾、您所教導的那個啟蒙運動的時代嗎？每個時代，所有的人都是彼此一樣，並將永遠這樣下去。"麵對這種尖銳的指責，伏爾泰無言以對，他自己都一度對啟蒙運動的前途感到悲觀。1762年6月19日，他所盡情讚美的日內瓦政府居然也像法國當局一樣公開譴責盧梭剛剛出版的《愛彌爾》和《社會契約論》。雖然他不讚同盧梭的思想和主張，但是他同情盧梭的不幸遭遇。他對一向以思想自由、政治環境寬鬆著稱的日內瓦也失去了信心。他十分痛苦地發現，這個世界的每一個事物都是矛盾的。他斷言，由於穿著黑衣服的巫士在日內瓦不斷活動，試圖把人變成野獸，這個城市尚存的微弱理性火花也將熄滅。他甚至失望地預言，狂熱戰勝理性的時刻到來了。
不過，伏爾泰並沒有向黑暗勢力低頭，他很快從低落、失望的情緒中擺脫出來，又不屈不撓地站到了反對敗類、宣傳啟蒙運動的最前列。他年事愈高，消滅敗類的決心愈堅定。1763年，他在給愛爾維修的信中，追述了從豐特諾瓦以來，理性在法國取得的節節勝利，讚揚了英國對法國的影響。法蘭西民族，不僅從海峽彼岸學到了科學真理，吸收了經濟學原理和工商業知識，而且還接受了他們高尚的自由思想和他們對經院哲學的蔑視。法國的現狀雖然還不盡人意，還存在著狂熱、褊狹和不公正，但是啟蒙運動的思想已經在這塊古老的土地傳播並深深紮根，為數眾多的自由思想家贏得了人們的普遍尊重。
由於年齡逐漸增高，精力不濟，伏爾泰擔心自己在啟蒙運動中的作用和影響將不斷減弱，便積極敦促他的誌向道合的年輕朋友們，要更加積極、更加努力地去工作。他指責達蘭貝爾沒有采取公開的立場反對敗類，而僅僅隻是默默地對它表示輕蔑，作為啟蒙思想家，達蘭貝爾應該為此感到慚愧。伏爾泰對才華出眾、敢作敢為的年輕哲學家愛爾維修比較賞識。愛爾維修與達蘭貝爾不同，在反對敗類的鬥爭中非常積極熱情，沒有瞻前顧後的猶疑和膽怯，在出版宣傳自由思想的《論精神》一書時，大膽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現出巨大的魄力和勇氣。由於對達蘭貝爾的不滿，伏爾泰曾一度選擇愛爾維修作為自己的代言人。
在大力宣傳啟蒙思想的時候，啟蒙思想家們在啟蒙運動的對象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伏爾泰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也是前後不一而且極為矛盾的。一方麵，他主張這個宣傳運動要贏得群眾的支持，必須使所有的宣傳品簡單明了，讓大多數普通人能夠理解。他希望哲學家們寫的東西要通俗一些，要盡可能地影響到普通百姓。1766年，他在《無知的哲學家》中寫道，少數人滿意的東西，對大多數人是毫無用處的。另一方麵，他又認為，在衡量啟蒙運動的成效時，算數的不是群眾而是文人和那些進行統治的人。他甚至還提出，啟蒙運動是針對社會特權階層而言的，他不希望把這種思想解放運動涉及到仆人和普通勞動者。需要啟蒙的不是體力勞動者，而是頭腦簡單的資產階級和城市居民。伏爾泰作為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在啟蒙運動的初期，對普通勞動者還不是十分信任。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態度才有所改變。
伏爾泰在致力宣揚啟蒙思想的時候，還積極參與日內瓦的政治鬥爭。60年代以來，日內瓦政治生活被日益嚴重的對立空氣所籠罩。日內瓦政府代表資產階級，25人議會和200人議會則傾向維護貴族的特權，大量沒有政治權利的下層人民也意見不統一，有的人呼籲實行更大的民主，有的人則主張維持現狀。對立的雙方互相攻擊。毫不妥協，矛盾空前激化。胸有"成府、深謀遠慮的伏爾泰，表麵上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態度，以調停者身份從中斡旋，但是，他實際上暗中支持資產階級，反對貴族，支持手工藝人獲得公民權和選舉權。他的費爾內別墅成了各派政治思想家聚會的場所，他利用這一有利的條件，大力宣傳啟蒙思想，倡導自由和平等，力主建立理想的政治體製。日內瓦許多政治鬥爭的武器和策略都是在這裏醞釀出籠的。伏爾泰幕前幕後的積極活動引起了日內瓦當局的不安，他們不得不嚴正警告這一名望如日中天的老人，要請他要自珍自愛，不要涉足與自己毫無關係的政治事務。
日內瓦的政治鬥爭，給伏爾泰提供了集中思考政治問題的機會，他在這些年中寫出了他一生中最為激進的論著，除《哲學辭典》和《有四十金幣的人》之外，1765年還完成了《共和思想》，1768年完成了《日內瓦內戰》和《甲乙丙對話錄》，1769年完成了《巴黎高等法院史》，1770年出版了《關於百科全書問題》。這些重要論著集中闡述了伏爾泰有關自由平等的主張和關於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政體的思考。他對人民群眾的看法也逐漸客觀起來。這些，標誌著伏爾泰的思想開始轉變並進一步成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