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教士也受到這種感染。1769年，尚福推測各級教階組織人員不虔誠的程度："僧侶必定虔誠一些……教區牧師能對反對宗教的建議報以微笑；主教率直地大笑；樞機主教另還出言譏諷。"狄德羅與霍爾巴赫的朋友中，有幾個是懷疑宗教的神父。托爾內、福謝、莫裏、德博瓦與德布隆涅等神父"是哲學家群中最直率的人物"。我們據說有"哲學牧師團體"；這些富於機智的牧師中，有一部分信奉自然神教，有一部分是無神論者--梅列耶複活了。普裏斯特利於1774年與杜爾哥一起進餐。沙特魯侯爵告訴普裏斯特利說："對麵的兩位紳士，一為艾克斯主教，一為圖盧茲的大主教。但是"他們跟你我一樣，不信上帝。"我向他承認，我是教徒，而哲學家勒羅伊告訴我說，我是他所認識的人中，惟一有理智的基督徒。"
就是在修道院裏，無神論也有其知音者。僧侶科利尼翁為了避免遭受誹謗，隻有在訪客是他的知心朋友時，才敢讓他的兩個情婦一起用膳；他不容許教皇的敕令妨害他的享樂，但是他以為教會是一個維持平民道德的可敬團體。1769年，狄德羅敘述有一天他和兩位僧侶交遊的經過：他們之中有一位朗讀一篇非常新鮮而振振有詞的無神論論文，內容充滿了創新而大膽的觀念；我第一次獲知，這是他們修道院中的當代教條。其次，這兩位僧侶都是他們寺院中的"大人物"。他們洋溢著智慧、歡樂、敏銳感覺，以及豐富的學問。一位熱情的天主教曆史家告訴我們，在18世紀末葉"天主教世界中，由偉大修道院長期灌輸的高尚崇拜，已由一種輕浮、誇大而普遍的觀點所替代"。
容忍異端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宗教信仰的式微；當我們無動於衷的時候，是較容易忍受別人的。由於伏爾泰在卡拉斯及席風兩案的勝利，使得幾位省長向中央政府建議減輕反對新教徒的法律，結果照辦了。反對異教的詔書並未撤銷，可是執行得很溫和；法國胡格諾新教派安然存在下去，這正是伏爾泰所要求的。圖盧茲議會放寬對異教的容忍到令國王為之震驚的程度，以表示其懺悔。有些地位很高的教士--例如1757年蘇瓦鬆地方的菲茨詹姆斯主教--發布一封信件，呼籲所有基督教徒，把每個人都當成兄弟一樣看待。
伏爾泰以哲學為此項勝利的光榮所在。"就我而言，"他於1764年給達朗貝爾的信中寫道，"隻有哲學家使人的態度變得溫和了，要是沒有哲學家，每世紀將會發生兩次到三次的聖巴塞洛繆大屠殺。"我們在此必須再度申明，哲學家自己有時是不寬容異己的。達朗貝爾與馬蒙泰爾勸告馬勒澤布禁止弗雷龍出版刊物(1757年)，而達朗貝爾又請求他檢舉《百科全書》的一些評論（1758年)。愛爾維修夫人請他關閉一家雜誌，因該雜誌曾攻訐她丈夫出版的《論智力》(1758年）。伏爾泰幾次懇求當禁止諷刺及誹謗哲學家刊物的發行；就這些刊物。涉及真正的誹謗而論--傷人的虛偽不實--他是對的。
哲學之外，尚有其他促進寬容異己的因素。宗教改革雖然認可排斥異教的行為，但是改革的結果，產生如此多的教派（有些教派力足自保），以致於排斥異教的舉動不敢超過口舌之爭。教派之間必須爭辯，他們不情願地接受理性的考驗，同時提高理性的聲威。由於法、英、德各國的宗教戰爭，以及因此產生的經濟損失的教訓，使許多經濟和政治領袖由排斥變為寬容異教。商業中心像漢堡、阿姆斯特丹與倫敦發現它必須忍受他們顧客不同的信仰與各異的習俗。國家主義的國家勢力抬頭，使其更能擺脫教會的牽製．以維持社會秩序。對於不同文化及教派的普遍認識，衝淡了某一教派對自己專有的上帝之信心。更重要的是，科學的進步，使宗教教條進行無人道的做法--像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及對巫者執行死刑之事--日益困難。哲學家為鼓吹容納異己，在他們的宣傳中，也包含了這些影響的大部分，且能合理地宣稱有功於勝利。18世紀上半葉，胡格諾新教的牧師，在法國雖然仍被吊死，但在1776年及1778年，一位瑞士的新教徒卻被信奉天主教的國王召喚來救國，這就是哲學家成功的標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