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論這樣的對話真實與否，但是，有一種難以訴說的情愫已經開始攪擾蕭紅的心。
蕭紅越發地渴望愛與溫暖，她的情感漸漸有了一種新的傾向。
然而，這時的蕭紅，依然沒有將蕭軍徹底拋下。站在天平的兩端，任何取舍，都使她為難。
1937年底，閻錫山在臨汾創辦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學，自任校長，李公仆任副校長。1938年1月，李公仆等從山西來到武漢，延聘一批有名氣的文化人到臨汾任教。《七月》同人的七個人，除了胡風要留守編輯刊物外，其餘的六人--蕭軍、蕭紅、端木蕻良、艾青、田間、聶紺弩，都願意到臨汾去。他們將個人的感情完全放下，投入到民族革命中去。
又是離別的車站，蕭紅的過往人生中已經無數次地經曆過這樣的場景。以往的離別，總是在心中載滿了傷感的情緒。而這一次，卻完全不同。蕭紅的情緒十分高漲。已經衝散了一切離別意。
胡風、蔣錫金和孔羅蓀到車站送行。
天色墨黑，站台上布滿了蜂群般的人，一排排，一圈圈，黯淡的燈光照耀著，人們彼此看不清麵孔。人潮攢動，洶湧如潮。
她在渴望回到那告別已久的北國的凍裂的土地嗎?在想往著未來的火熱的日子嗎?還是為眼前的集體的熱情所感染?總之她很興奮，漲紅著臉，披著她的毛領呢大衣在矯健地走著。隻是在後來上車時，發現坐的是貨車，才略微感到驚訝。但是，她並不計較這些，她不覺得行動中有什麼不正常，一切是如此美好……
蕭紅的目光一直伸向遠方，她堅定著未來的路，堅信著未來的信念。
4．陌生的心
臨汾，又是一座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麵孔，演繹著陌生的故事。一樣未知的未來。
在民族革命大學裏，蕭紅和蕭軍擔任著文藝指導，他們同其他人一樣分散住在老鄉家裏。
每天清早，全體師生為短促有力的軍號聲召集到一起，跑步、操練，唱《救國軍歌》，展開各種訓習。二月的天氣是嚴冷的，學校的氣氛卻是緊張而且熱烈。這是一種很特殊的經曆。在這裏，同學生在一起，又勾起了蕭紅的許多回憶。當年，她也曾同這些學生一樣，熱血沸騰地奔走於救亡運動，而多年後，經曆了塵世周轉，經曆了人生起起伏伏。已經再也不見當年時光。她對祖國的熱情依然還在，隻是，如今的蕭紅，更加的理智，也更加從容。
不久，丁玲帶領著西北戰地服務團，從潼關來到臨汾。
還在上海的時候，蕭紅就向東北老家來的朋友高原說過，很想參加抗戰服務隊之類的組織。而今，服務隊到身邊來了，而且丁玲就跟她住在同一間屋子裏，真是一種奇遇。蕭紅心中是無比激動的。她覺得，命運的軌跡，仿佛冥冥中都有隱喻。也許當時不明了，而過後，總會讓人恍然大悟。
丁玲對蕭紅的印象也是尤為深刻的，蕭紅這樣一個人，讓人敬佩，又惹人憐惜。
丁玲回憶起來，覺得非常遺憾，尤其後悔於對蕭紅的生活方式所參與的意見太少，使她離開了一個富有朝氣的集體，過早地失去了健康，以致生命。
蕭紅給丁玲的第一印象是特別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還有自然而真率的說話。她說，蕭紅喚起了她的許多回憶。這意思大約是說，蕭紅身上保留了她未經殘酷的鬥爭環境所改變、所異化的、自由的、個性主義的東西，保留了莎菲女士及其朋友們的那份純真和勇氣，保留了“五四新女性”的許多時代性的特征。
她一方麵希望蕭紅能夠到延安，平靜地住上一個時期，致全力於著作，但是另一方麵又不滿於客觀環境的險惡，預言蕭紅即使活著，也還有各種不能逐擊的汙蔑在等著。她以女性的直覺，把蕭紅當做真實的同伴。靈魂深處的惺惺相惜，比千言萬語的追捧和討好要更可貴得多。蕭紅和丁玲，兩個用靈魂生活的女子。
關於丁玲，蕭紅後來對朋友約略說起來，對她為革命鬥爭所熏陶的思想和生活表示吃驚和不習慣。這是蕭紅既向往，又恐懼的。
在一起的時候，她們都很親近合拍。她們盡情地唱歌，每夜談到很晚才睡覺；平日裏，也不會因為不同意見或不同嗜好而爭吵。但即使是真的爭得麵紅耳赤，兩個人心中也是快樂的。她們彼此享受那份暢快和無所顧忌，仿佛重拾了熱血青春。
韶華易流逝，好景不長留。相聚匆匆，離別在即。
二月，日軍進逼臨汾。民族革命大學決定撤退，招來的作家，可根據個人意願留下，或者隨丁玲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去西安。
留守，還是離去?
前方的路口，指引著兩種不同的未來。
曾經，無數次地被命運驅使著前進，如今要挺立起來麵對未來，做出選擇。
對於之前來說，這是蕭紅和蕭軍兩人共同的抉擇。而這一次，兩個人開始獨立思考，不再依附於對方。然而結果是彼此意料之外的。他們分別選擇了不同的路。
蕭軍要留下來和學校師生一起打遊擊。蕭紅則想到“八路軍辦事處”之類的地方，有一個較為安靜一點的環境，繼續進行寫作。
他們試過互相說服，然而說服的結果卻是使得各自的決定更加堅決。
這是他們命運的岔路口，也是一條情感岔路。他們的未來，被指向了兩個不同的方向。
早在哈爾濱時代，蕭軍就想打遊擊去，始終向往著一種有聲有色、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到了上海，仍然有過投筆從戎的想法。他是不安於做一個“作家”的。但是，不而得不說這是與他先天的生命氣質相契合的。他內心的向往，從未停歇活消失。
在這一點上，蕭紅有著另外的看法，說到家中蕭軍那裝在紅色牛皮套子裏的短刀時，她便說：“對於它，我看了又看，我相信我自己決不會拿著這短刀而赴前線。”在題作《火線外》的兩篇短文中，有一篇寫到一個兵士：懷中抱著孩子，腰間正好也佩著短刀。她說那刀子，總有點凶殘的意味，但又同時注意到，他也愛那麼小的孩子，於是又寫道：“即使那兵士的短刀的環子碰擊得再響亮一點，我也不能聽到，隻有想象著：那緊貼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們彼此能夠聽到?”
蕭紅對於流血的戰爭，從來都是憎惡的。不願與此有一點沾染
她在另一篇短文中，設想蕭軍和她一樣，“戰爭是要戰爭的，而槍聲是並不愛的”。其實，像蕭軍這樣熱衷於作戰的血性男兒，怎麼能不愛槍聲呢?
毫無疑問，蕭紅是熱愛寫作的。在抗戰的年頭，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具體對於她個人來說，蕭紅也認為是隻能夠從事寫作的。
蕭軍當然希望蕭紅能夠跟他一起留下來。蕭軍認為蕭紅個性過於倔強，沒有“妻性”，不合適做他的妻子，但也並不想就此訣別，何況蕭紅這時已經懷了孩子。而他卻似乎並沒有作出特別挽留的表示。
從始至終，他始終不自覺地循著“愛便愛，不愛便丟開”的“愛之原則”。
最後，經過深思熟慮，蕭軍並沒有留在臨汾，也沒有打遊擊，倒是聽從丁玲的勸說，跑到五台去了。
對於蕭軍裏來說，這應當算是一次對蕭紅的考驗。他給他們的未來來一次最後的機會。
當時，蕭軍在內心裏是極端地嫉恨端木蕻良的，所以，了結這種解不開的糾纏，要看個“水落石出”。
兩個人相處久了，彼此一言不發，也能了解對方的想法。但是了解和理解卻並不相關。
他想要的，和她想要的。始終都不是同一種。也許，這樣的根苗，早已經昭示了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