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張愛玲保姆何幹因為自己帶的是女孩，自覺不如人，便處處讓著弟弟的保姆張幹。小時候的張愛玲脾氣不好，張幹便說：“你這個脾氣隻好住在獨家村！希望你將來嫁得遠遠的弟弟也不要你回來！”這一點，張愛玲一直謹記於心，並且使她早早地想到了男女平等之事，因而下定決心要成為比弟弟更為優秀的人。
黃逸梵走後，張誌沂越發地墮落了。很快，原本養在外麵的姨太太也登堂入室，自此長年在煙榻上度日。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 1928年。那一年，張誌沂趕走了姨太太，舉家搬回上海。其間原因眾說紛紜，一說是因為姨太太打架，用痰盂砸破了張誌沂的頭，而根本原因可能在於張誌沂生活糜爛，甚至很少上班，因而導致官位不保。
回到上海的張誌沂似乎有浪子回頭的誌向，宣稱要戒毒，苦苦哀求妻子回國。或許，此時的黃逸梵還是心存期盼，以為上海有一個圓滿的家庭在等著她去複原。
在歐洲期間，夫妻雖然形同冷戰，卻也未到音信隔絕的地步。即便煙榻上坐擁著姨太太，張誌沂還是念著發妻的，也曾自題小照，寫上一首古體詩漂洋過海地寄去“才聽津門金甲鳴，又聞塞上鼓鼙聲。書生自愧擁書城，兩字平安報與卿。”
言辭平直，卻又情意懇切，黃逸梵不會視而不見的。那時的張誌沂已經不能滿足於吞雲吐霧了，而是大量地注射嗎啡。黃逸梵一回國便將他送到醫院去治療。從醫院回來之後，張誌沂很快就原形畢露，繼續墮落，令她十分失望。她因此請了洋律師，勢必要離婚。張誌沂是不願意的，可又無可奈何，此時的黃逸梵已經心如槁木，再也不可挽回了。
在二人的離婚協議中，黃逸梵隻堅持一條，就是張愛玲的教育問題。最終，二人協商同意女兒的教育需經黃逸梵過問決定，而費用仍由張誌沂承擔。
這一條看似無關緊要的離婚條件，其實是黃逸梵的遠見，而它也幾乎改寫了整個中國近現代文學史。
讀書還是嫁人
作為書香門第之後，張誌沂自然不會在教育上有所懈怠。張愛玲三四歲時，他便請了私塾先生，在家中授課。
其實張誌沂並非一個守舊的人，更非無才之人。張愛玲十四歲作《摩登紅樓夢》，便是他代擬的回目。對於女兒的天才，他自然是比常人更早地了解。張誌沂從小學英文，又閱覽叔本華等外國名家著作，見識自是不俗。然而他的一輩子都如“套中人”一般，把自己緊緊地裹在長衫馬褂下，做一副遺老的樣子。
在張愛玲的記憶中，父親常常“走趟子”，在茶餘飯後朗聲吟誦古文，一唱三歎，在書房裏來來回回地踱步。幼時的張愛玲看了覺得心寒，認為這些都是沒用的東西。
然而，她卻未曾料想，正是父親書架中、口頭上的那些舊學底子才鑄就了她日後的文學成就，尤其是那些中國風情濃鬱的遣詞造句。
八歲的時候，母親回到上海，一家人重新團圓。黃逸梵從歐洲帶回來的西式作派令張愛玲第一次真正地開了洋眼。
此時，一家人搬到一所花園洋房裏，她說：“家裏的一切我都認為是美的頂巔。”她甚至得意揚揚地寫信畫圖向天津的小玩伴炫耀。其實，房子未必見得特別好，但是當時往來之客都是蘊藉華美的親戚朋友，小愛玲在地上的狼皮褥子上滾來滾去，看著母親彈鋼琴、模仿電影表演。
母親讀老舍的《二馬》，遇到好笑的片段便讀出來，在一旁的張愛玲也跟著哈哈大笑。這是張愛玲一生中最溫暖的片段。在母親的西式教育下，她開始學英語，談鋼琴，一派洋式淑女的作風。在國外學過藝術的黃逸梵教她如何作畫。
這段光景裏，音符、顏色和氣味構成了張愛玲的全部記憶，簡直比“楚門的世界”還要完美。
1930年，根據張黃離婚的協議，張愛玲進入黃氏小學住讀，並更名“張愛玲”。之後，母親又遠渡法國。
這個聲名卓著的文藝女青年從小就被視為天才，她在《天才夢》中大言不慚道：“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
對於生活，她一無所知，甚至記不住自家的車牌號，每每傻愣在大街上，等著車夫來撿她。住校時候，宿舍裏也是一團糟，不喜歡做的事情，能拖就拖，絲毫不願意花功夫。不過，她的精神生活從未有過缺失，以讀書作文為樂，美術修養也深得母親真傳。她的第一筆稿費便是由投到《大美晚報》的一幅漫畫得來。
她用彩紙做聖誕賀卡，拿去姑姑家寄給母親，還仿照報紙副刊，寫下家中瑣事，配上插圖，做成報紙。
張誌沂對女兒的天才應該很是得意的，逢人來訪，便將副刊拿給人看。他還讓張愛玲學習作詩，小愛玲嚐試著寫了幾首，也寫過“聲如羯鼓催花發，帶雨蓮開第一枝”的句子。之後便意興闌珊，不再學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