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端木常常回到房間，發現幾張寫了字的紙，便明白是蕭紅來練過字了。“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蕭紅反反複複地寫這首古詩，還特地將最末一句多寫了幾遍。她對端木的情感一直令人猜測，到底是因為與蕭軍走不下去了，隨手抓來的一根救命稻草？還是久逢甘霖，終於遇到傾心的人呢？
這首詩是端木後來的妻子鍾耀群記錄在《端木與蕭紅》一書中的故事，若是這故事成立，那麼想必蕭紅對於端木的情感也是早就萌芽了。
1938年，蕭紅蕭軍一行人趕赴臨汾，去正在組建的民族革命大學教書。在此，蕭紅遇到了丁玲，並且一見如故。
蕭紅和端木的親近，漸漸讓蕭軍起了疑心。他與蕭紅大吵，在人前說端木軟弱無能，還要與端木決鬥。與蕭紅打架之後，他便一腳踹開端木的房門，質問他蕭紅的去處。他的大男子主義簡直是野人一般，而端木則站在他的對立麵，像個女孩子一般靦腆，又對女人十分地尊重。
後來，蕭軍在臨汾與蕭紅分別，去前線追求他的夢想。蕭紅沒有同去，一來是因為感情早已走到了盡頭，她沒有辦法再繼續偽裝下去。二來，蕭紅的政治立場從來都是堅定的，她是一個左翼作家，也僅此而已。她不會讓政治來圍困她的自由，如她所說：“作家不是屬於某個階級的，作家是屬於全人類的。現在或是過去，作家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上世紀 30年代在上海，眾星捧月圍著魯迅的青年裏，蕭紅無疑是最得其真傳的，因而也是魯迅最喜歡的一位。
在重慶期間，她還拒絕了去當大學教授的機會，認為教學會使得她的文章刻板、有學究氣。她自詡為《紅樓夢》中的癡丫頭香菱，夢中都在寫作。這樣一個人，自然不會成為政治的俘虜，自由才是她的追求。
蕭紅回到武漢之後，與端木結婚，腹中懷著蕭軍的孩子。他們的結合在朋友眼中十分的不堪，幾乎沒人承認他們是結婚，有些朋友甚至與他們斷絕聯係。蕭紅百年之後，亦無人替端木說話。在那些文人朋友的筆下，這是一個自私、懦弱、沒有擔當的男人。
1939年，武漢也漸漸受到了日軍的侵襲，二人決定去重慶。端木與友人先走，留下大肚子的蕭紅踽踽獨行。她不無悲戚地說：“我總是一個人走路，從前在東北，到了上海後去日本，從日本回來，現在到重慶，都是我自己一個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個人走路似的……”
這句蒼涼的獨白好像是她這些年的寫照：戰火從東北燒到南方，又從南方燒到內地，她也就一直被這火驅著趕著，一路流離。
在重慶，不停地顛簸使得她腹中的孩子流產。這一次，她有能力養育，卻沒有機會生下來。
1940年，內地戰事吃緊。端木和蕭紅剛好為香港的一些報刊寫文章，便想著去那邊躲躲。於是與端木一同前往香港。來到香港之後，二人住在狹窄的小屋裏，一張桌子，相對而坐，終日辛勤寫作。
蕭紅的身體漸漸垮了，她被勸住進了跑馬地養和醫院。在此之前，東北作家群中的一個年輕人也來到了香港，他叫駱賓基，是陪伴在蕭紅身邊最後的人。
蕭紅入院後，香港的戰況也逐漸危急，為了幫助蕭紅和端木二人，駱賓基放棄了回到內地，而是留在了香港，照顧左右。
蕭紅住院的這段往事日後成為了一段謎案，駱賓基在《蕭紅小傳》中斥責端木的離去，將蕭紅一人拋在醫院裏，而端木卻以外出求救為理由來為自己辯護。不管其中實情如何，想必在蕭紅最後的歲月裏，對端木都是失望的。她曾經對駱賓基說：“如果蕭軍在重慶，我給他拍電報，他還會像當年在哈爾濱那樣來救我吧。”對蕭軍的眷念，不過是來自於對端木的失望。在她的遺囑中，《生死場》的版權給了蕭軍，《呼蘭河傳》給了駱賓基，《馬伯樂》給了張秀珂，唯獨端木未曾分到半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