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末，人民委員會還頒布了《關於消費公社》的法令。其中規定，各級政府須建立統一的物資分配機關，組建城鄉統一的“消費公社”，各地的商店要交給消費公社管理；應把每個居民編到公社的某個分配站，憑證供應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兒童上托兒所、幼兒園、學校，居民坐公共交通工具、去洗澡堂、理發店等，都不用花錢。到了下半年，公共食堂又開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盛行起來。居民不用在家做飯，可以到消費公社開辦的食堂裏免費用餐。
列寧把這些做法統稱為“戰時共產主義”（又叫“軍事共產主義”）政策。蘇俄全體居民必須在這種政策下生活。當然，這是在戰爭年代被迫采取的，也是最難推行的政策。
為了搞到糧食，人民委員會被迫發布了關於采購食品的命令。根據這項命令，從機關、工廠和學校抽調精兵強將，組成武裝征糧隊和搶收隊，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配備步槍和機槍，在軍隊的配合下，到鄉下強行“征收餘糧”。說是“餘糧”，實際上是農民僅能維持生存的必要的口糧。特別是對富農采取的措施更為嚴厲，若發現不如數交糧或隱瞞不報，或故意藏匿者，輕則當場沒收，重則剝奪其人身自由。若有膽敢以武力反抗者，就地正法。
1919年春，由鐵路工人倡議，在莫斯科組織了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就是工人們為了幫助國家，利用工餘時間，不要工資，自願工作。
列寧立刻抓住了工人們提出的這一倡議，在黨的會議和莫斯科群眾集會上說：“‘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是社會主義的一項‘偉大的創舉’。因為在‘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裏，工人階級代表並實現著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勞動組織。這是‘蘇俄共產主義’的真正開始。”
根據這個論點，列寧打算把“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作為一項製度推行下去。這項製度規定：凡有勞動能力者，應不計報酬參加勞動，再由政府直接配給勞動者一切生活日用品，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凡有勞動能力而不參加勞動者，除“不得食”以外，還要對他實行懲罰，直至判處徒刑。
為了推行“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製，列寧身體力行，在1920年“五一節”那天，他親自同克裏姆林宮軍事學院的學員一起清掃克裏姆林宮前的廣場。曾和他一起勞動的一個學員追述說：
這時，我們看到一個身材矮小的人，穿著一件舊上衣，帶著一頂鴨舌帽，眼裏閃著喜悅的目光。
“我來聽你們的指揮。”列寧像軍人一樣挺直了身子，向指揮員報告說，“請接受我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
“請站在右邊。”指揮員說。這時，克裏姆林宮塔頂上的自鳴鍾響起了洪亮的報時聲，管樂隊也奏起了音樂。指揮員命令一下，大家開始勞動。晴朗的天空，歡快的笑聲，大家同列寧一塊兒幹活，格外地高興。圓木很沉，六個人抬一根，大家注意到列寧一直抬著圓木最粗的一頭。
“這不行，列寧同誌，我們不能讓您抬這麼重的東西，會把您累壞的。”和他抬一根圓木的學員說。
“怎麼，你們能抬，我為什麼不能抬？”列寧說著，又抬起了一根。
“您最好還是走開吧，列寧同誌，沒有您，我們照樣能把這裏的活兒幹完。”一個學員在旁邊勸說著。
“不，不，你們別逼我走。反正我不離開。”列寧直搖頭，說，“要知道，今天全國的工人都在參加義務勞動，我作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怎能袖手旁觀呢？”
“可您有那麼多重要的工作在等著呐！”另一個學員說。
“今天的工作最重要。因為這是‘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共產主義製度的一種嚐試，是令人最開心的事情。”列寧邊說邊擦汗。
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在內戰爆發後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及時地把全黨、全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轉入戰時軌道，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保證了城市工人和紅軍最低限度的口糧和對武器裝備的需要，從而為最終戰勝國內外武裝的敵人奠定了物質基礎。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對於蘇俄取得內戰的勝利是一個功勞。但是列寧說，這個功勞是有限度的，是在國內戰爭時期被迫采取的應急措施。但是，如果把它運用於社會主義時期的和平建設，是絕對行不通的。所以，在內戰結束後，列寧改變了這項政策。
六、危機後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