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在80年代也有一定的數量，但是，獲得好評的不是很多。較有影響的長篇有《芙蓉鎮》（古華）、《沉重的翅膀》（張潔）、《活動變人形》（王蒙）、《浮躁》（賈平凹）、《古船》（張偉）、《金牧場》（張承誌）等。長篇從數量到質量上的進步是90年代以後的事。
80年代後期，文學出現了新的熱點，那就是“先鋒小說”和“新寫實小說”。這兩種小說形態有著共同的特點，隻重視“形式”，對“題材”則十分輕視。而在中國社會及文學的特定情景中，“寫實”與“形式”之間的共通處被忽視了。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小說的另一熱點是王朔的寫作。由於他的作品被編為影視劇，使他在一個時期內被社會廣泛關注。他的小說主要表達了這一時期微妙的文化心理矛盾：“世俗”生活願望的認同和排斥，對政治、知識、“權力”的調侃和依戀，在文學的“雅”、“俗”之間的猶疑徘徊……他企圖對這些矛盾加以調適。他的寫作所體現的文化立場，為一些作家、批評家所理解或喝彩，也受到固守文學“精英”立場的另一些人的抨擊，後者稱他的小說是“痞子文學”。
80年代的戲劇存在的種種問題，引發了戲劇界不斷的“戲劇危機”的討論。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麵，一個是對戲劇“功能”的再認識，以期望改變那種戲劇是回答社會問題，對觀看者進行宣傳教育最好工具的觀念，克服創作上搶題材、趕任務和說教等弊端。另一個是提倡“戲劇觀”和藝術方法的多樣化，改變當代創作上“易卜生模式”和演劇體係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模式”的主導地位，對另外的戲劇觀和戲劇模式持開放、接納的態度。即不僅肯定“寫實的”（創造生活幻覺）戲劇，而且也承認“寫意的”、“象征的”（排除幻覺）戲劇，既借鑒布萊希特、梅特林克的經驗，也吸收中國傳統戲曲的經驗。
戲劇觀的探討，是60年代初黃佐臨提出的“戲劇創新”的承接和展開。這種創新的要求，在劇本創作和演出上得到了表現，之後出現了一批探索性的作品。其中高行健等的表現最為突出。不過，80年代的戲劇改革，有時會表現出過於倚重形式因素。
在80年代，散文概念的嚴格化也成為變革的一方麵。散文嚴格化的格局是對當時散文範圍的無邊的一種抵抗，也與80年代文學強調藝術性的潮流相關。
報告文學在80年代，曾有兩次“高潮”。一次是“文革”結束後不久，另一次是80年代末。由於新聞報道所受到的限製，報告文學承擔了新聞報道的某些功能，以“文學”的形式來“報告”讀者關心的社會新聞和現象。但是，對於撰寫報告文學的作家來說，從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角度來處理這類社會問題和社會事件的“調查報告”性質的文字，是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當代的許多“報告文學”作品，既難以用“文學”的標準來品評，也難以用新聞的特征來衡量。因此，有的批評家把報告文學歸入“亞文學”的範圍。
文學風格和意識形態
在80年代，“文學自覺”曾是激動人心的口號，作家們有著相當強烈的民族關切，他們敢於承擔曆史責任，麵臨具體境遇中的“曆史”提問。這種對於曆史責任的承擔有意地體現在他們的作品中。
作家的意識形態、生活體驗以及選取的作品題材，影響了80年代文學的內部結構和美感基調。在相當多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種沉重、緊張的基調。在不同階段，或不同的作家那裏，這種“基調”呈現多種多樣的表現方式。從情感“色調”而言，一方麵需通過敘述悲劇性事件，來釋放，宣泄長期被壓抑的情緒；另一方麵又需要對很多社會、人生問題進行探討，某些思想觀念也需要重新認識。
80年代的社會政治、人生問題，個體與群體，生命與文化，時間與空間，現實與曆史，傳統與革新，東方與西方等問題，都要求在文學作品創作中予以詮釋和討論。在“文體”和“結構”上，則呈現出較大的密度，敘述語調顯得緊張急迫，而作品中又常充斥著眾多的意象、隱喻、象征和寓言，以此來承擔過重過多的“意義”和“問題”。正因為如此，在80年代，能夠以較為寬鬆的筆調與風格來寫作的作家很少。這種相當普遍的“美感”基調，是當時社會環境下中國普遍性象征思維和審美風尚的延伸。
探索、創新，突破、超越等詞在80年代的文學批評界使用頻率很高，體現了當時文藝界的普遍的強烈意識。開放的環境提供的東西方文學比較，使作家意識到中國當代文學不盡如人意的狀況，而產生了普遍、持久的“走向世界”的願望，期望在不長的時間裏，出現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藝術獨創性的作品。不同知識背景和不同年齡段的作家，都努力從各個方麵，去獲取創造力，追求“從題材內容到表現手段，從文藝觀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