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處世要學點“彎彎繞”，學會曲徑通幽，學會做“牆頭草”，要善於韜光養晦，深藏不露。
做人難，難做人。生活在這紛繁的世界，做人真的很難，要做到人人喜歡更難。綜觀世界曆史，大凡能成就偉業者，無不深諳方圓之道，知道做人何時應該進，何時應該退，何時應該發脾氣，何時應該深藏不露。那些成大事者，多是方圓通達，在危難時刻總能把做人的機智技巧運用得淋漓盡致。處在亂世時，態度一定要圓滑；假使處於末世，就要方圓並用了。這是因為在太平盛世時，大道得以通行無阻，所以可以放心地依道而行；但如果身逢亂世，眼見正道不再通行，做人就要圓滑一些，以免替自己招來不幸。方正的言行，原是無可厚非的，但在動蕩不安的時候，還不曉得明哲保身，而陷身於危境，就未免太不明智了。
同誰都合得來
人性的細節，一旦發揮過分，就會討人嫌惡，就無法圓潤為人。圓潤為人就不要過分地親近或疏遠任何人。既不要過於親近比你高的尊貴的人，也不要過於疏遠那些地位比較低的人，盡管人們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不同，但每個人都需要受到尊重，維護麵子的精神需求是一致的。如果你忘記這一事實，與他們交際時，對“重要人物”謙卑有加，而對其他人卻毫不在意，則會刺傷後者的自尊，失去一大批人，這樣的人際代價是不值得的。
有這樣一場家宴：宴席上坐著男主人、男主人單位的領導以及幾位同事，圓桌上的酒菜已經擺得讓人感覺十分滿意了，可是，圍著花布裙的主婦還是一個勁地上菜，嘴上直對領導說：
“沒有什麼好吃的，請領導對付著用點!”男主人則站起來，把領導麵前吃得半空的菜盤撤掉，接過熱菜又放在他麵前，熱情有餘地給領導夾菜、添酒，而對其他同事隻是敷衍地說聲“請”。
麵對這樣“尊卑有別”的款待，試想男主人的幾位同事將做何感想?即便不覺得難堪，也會覺得主人對他們款待不同。也許未等宴席告終，有些同事就“有事”告辭了。像這樣的宴席，男主人眼裏隻有領導，而慢待他人，使同事們的自尊心和麵子受到損傷，非但不能增進主客間的友誼，反而會造成心理隔閡，稍作權衡就會發現如此尊卑有別的待客之道實屬不智之舉。圓潤處世時，不能過分親近權勢，親權勢大的、疏遠權勢小的，等於從中挑撥，必導致兩勢相爭。兩者取其中，“公事公辦”，不搞拉拉扯扯那一套，也不要把精力和心思花費在研究某某“背景”之上。以權勢視其關係親疏，實則親一時，疏一世。凡是這樣“套”來的親，沒有長久的。因此權勢本身就不是永恒的，而是無常的，那麼以此為籌碼的親疏一定不會長遠，這是必然的。真正做到不以權勢為標準來決定親疏遠近，十分了不起，那是真正“禪”透了，想開了，才是圓潤為人之道。漢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清廉又重義的人，叫朱暉。他在讀書的時候偶然結識了一位大官張堪，恰是他的同鄉。張堪很器重他，但朱暉卻因為自己隻是一個大學士，不敢與之來往太密。有一次，張堪對朱暉說，你真是一個自持的人，值得信賴，我願以身家子妻托付於你。朱暉因為張堪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對此重言不曉得做什麼反應，隻是恭敬地拱手相應。後來，張堪死了，身後沒有留下什麼豐厚遺產。朱暉其時早已與張堪無甚交往，但聞訊之後，感於張堪的知遇，竟千方百計地濟以錢糧，前去噓寒問暖。朱暉的兒子對他說：“爸爸，我們以前並不曾聽到你與張堪有什麼厚交，你為何如此善待他的家人?”朱暉回答說：“張堪生前，曾對我有知己相托之言，我當時已有備於心。做人不能分其尊卑欺騙別人，更不能欺騙自己即可。”盡管人們在社交中需要分清主次，有輕有重，不可能平均用力，等齊劃一。但圓潤為人的人，在保證“重點”的時候，絕不忽略“一般”。比如，去某單位辦事，恰巧遇見了三個都認識的人，都好久未見了，其中一位正是自己急於尋找求助辦事的，你怎麼對待呢?是抓住一人，不計其餘，還是逐個關照，熱情寒暄一番，然後和其他人說明情況，保證重點?這就是一個技巧。
在當今社會，人際交往中流行一句口頭禪：“好使不？”即：有用嗎?尊者，有用、好使則親；卑者，沒用、不好使則疏遠。這裏的“好使”、“不好使”和權勢固然有密切聯係。趨炎附勢者，都想直接從權勢者那裏獲取什麼功利。“好使”則親，完全是急功近利，實用主義。人們議論某人實用主義作風，往往說他“盡揀有用的交”，就是這個意思。善於廣交朋友，這未必不是好事，還說明此人有公關能力。但專揀有權的、有用的交，不交那些地位低下的、無權無勢的，與“好使”者親，與無能的疏遠，這就勢必在親情、友情、同誌情、人情中夾雜了功利目的。親疏隻要帶上尊卑功利色彩，肯定就會出現悲劇，假如人際關係中專以“好使”論親疏，最終必然會導致弱肉強食，恃強淩弱。圓潤的為人之道，須持不尊不卑的姿態，與他人和諧相處。
順勢做人乃明智之舉
古代兵經上說：“能相地勢、能立軍勢、善以技，戰無不利。”創勢、造勢、依勢能造就自己的江山，順勢才能造勢，借力使力，也是順勢的一種，要如何順勢而為並抓住時勢，這也是方圓做人的必修課之一。古人雲：凡事“順天、因時、依人”，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天時、地利、人和，就好像四時的春夏秋冬，四季皆有其時，因為順勢而為才能“水到渠成”，唯有水到渠成才能理所當然。順勢而為有兩種，一種是聽從外來的信息，隨波逐流；另一種是運用自己的腦子，選擇能使自己和世界變得更好的想法和做法。
時勢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一點一滴逐漸累積形成的，等它形成時，就如潮水般，沸然莫之能禦。成功者就是能清醒認識時勢的人，而能順應時勢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已經打開了成功的大門。當你抓住時代的脈動、掌握趨勢的發展，再加上因勢利導，那麼你所做的一切就能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其實未來的時勢，並非一望無際或者遙不可及，它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而我們正置身其中。認清時勢就像是“開竅”，而開竅有時就像是靈光乍現，有時又像是找對了保險箱的密碼，是那種一觸即發卻選擇正確的事。而了解時勢，就能讓你做正確的選擇，我們都想把自己的目標推向比較正確的方向，那麼我們就必須知道時勢是什麼。
公元前203年，垓下之戰失敗後的項羽逃至烏江，烏江亭長泊船而待，勸項羽急渡，然後稱王於江東，待時再起。項羽卻把失敗歸於天意，感到無顏見江東父老，於是將戰馬送給烏江亭長，手持短兵，獨自搏殺漢兵數百人，最後自刎而死。楚漢戰爭以劉邦全勝而告終。次年二月，劉邦稱帝，建立漢朝，中國重歸一統。
大業未成，又損兵折將，固然是一個不小的打擊，然而，麵對烏江對岸的故鄉會稽，麵對生的希望，項羽卻不聽手下的忠言，一意了結性命。殊不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正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順應時勢的變化而能重新崛起者方為英豪。
晉公子重耳在國家動亂、奸人誣陷的情況下，他不是以死殉國，也不是死拚到底，他選擇一條路——逃。也許有人會說他貪生怕死，但這才叫“識時務者為俊傑”。重耳在外流亡19年，直到公元前637年，才在秦國的幫助下返回晉國，登上君位，是為晉文公。而多年的流亡，也鍛煉了重耳，使他懂得尊賢重能、體恤百姓，又堅忍不拔，上任後勵精圖治，兩年以後，就使晉國富強起來了。在打敗楚國後，終於稱霸於諸侯，號令於天下。
越王勾踐在戰爭失利，甚至可以說是一敗塗地的情況下，被吳國俘虜，但他臥薪嚐膽，忍受各種屈辱近三年，最後終於雪洗前恥，滅了吳國。試想，如果勾踐當時也意氣用事、了結性命的話，哪有揚眉吐氣的一天？
想當初紅軍萬裏長征之後，僅剩3萬兵馬，如果毛澤東也像項羽一樣，解散紅軍回湖南，哪還有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壯舉，哪還有新中國的今天？
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隻要還有一線希望就不要放棄，現在失敗了就等待來時，順應現在的時勢積蓄力量。隻有你有恒心、有毅力，認清時勢，順應時勢，總會有揚眉吐氣的一天。
作為一位有著豐富統治經驗的帝王，乾隆皇帝在清朝的對外貿易中，總體上采取保守策略，但在處理具體事務時，卻不乏靈活機動，正所謂“識時務”。
乾隆二十四年(1759)閏六月，乾隆皇帝接江西道禦史李兆鵬奏折，建議嚴禁生絲出口外洋，以此來平抑生絲價格。乾隆皇帝將這一問題交給大學士會部議，結果同意禁止生絲出口，於是乾隆皇帝允準。這時兩廣總督李侍堯上報，稱本年外商已經采購的生絲，有的已搬運上海船，是否可以出口。乾隆帝聞奏，破例允準。
然而，禁止生絲出口並沒有使生絲的價格降下來，相反使清朝每年損失了100萬兩的白銀收入。因為清朝每年對外出口生絲，收入都在百萬兩白銀以上。於是，乾隆帝在五年之後，又重開禁令，允許生絲出口。
乾隆帝在諭旨中稱：“禁生絲出口行之日久，而內地絲價仍未見減，而且更貴者有之……徒立出洋之禁，則江浙所產粗絲轉不得利，是無益於外洋，而更有損於民計，又何如照舊弛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為通商便民乎！”
從這道自糾過錯的諭旨中，我們不難看出乾隆皇帝順應時勢、隨時應變的實用主義思想。這也正是他得以統治清朝60餘年而不亂的原因。
不要讓私欲迷惑了心智
人是欲望的動物，所以永遠得不到滿足，永遠在為自己攫取著，所以最容易淪為私欲的奴隸，把自己的心靈變成地獄。做人要方，要堅持心靈的原則，不要讓私欲迷惑了心智。
俗話說:人過留名,雁過留聲。誰也不想默默無聞地活一輩子,所謂人各有誌就是這個意思。但是,在人生求取功名利祿的過程中,還是要謹記:做人要少一點欲念,多一點超脫,到了你出名的那一刻,你定會成功。做人要實際些,莫為名利遮住眼。
唐朝詩人宋之問,有個外甥叫劉希夷,很有才華,是個年輕有為的詩人。一日,希夷寫了一首詩,曰《代白頭吟》,到宋之問家中請舅舅指點。當希夷讀到“古人無複洛陽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時,宋情不自禁連連稱好,忙問此詩可曾給他人看過,希夷告訴他剛剛寫完,還不曾與人看。宋之問遂道:“你這詩中‘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二句,著實令人喜愛,若他人不曾看過,讓與我吧。”希夷言道:“此二句乃我詩中之眼,若去之,全詩無味,萬萬不可。”
晚上,宋之問睡不著覺,翻來覆去隻是念這兩句詩。心中暗想,此詩一麵世,便是千古絕唱,名揚天下,一定要想法據為己有。於是起了歹意,命手下將希夷活活害死。後來,宋之問獲罪,先被流放到欽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殺,天下文人聞之無不稱快!劉禹錫說:“宋之問該死,這是天之報應。”
求名並無過錯，關鍵是不要死死盯住不放，盯花了眼。那樣，必然走到沽名釣譽、欺世盜名之路。
人是欲望的動物，實現自我，是每個人的追求，這沒有什麼不合理，沒有什麼值得非議的。
就像三毛所說：“在我的生活裏，我就是主角。”除非他是精神病，沒有人不關心自己，不希望發展自己，實現自己的追求。這一切可謂人之私欲使然。沒有私欲是不正常的。然而私欲無度則更是不正常的，不損人利己、不損公肥私，這是最基本、最道德的私欲標準。
深諳方圓之道的人，懂得抑製自己的私欲，能遵循為人之本，正常地關心自己、發展自己、實現自己，人人都自珍自愛自重。如此，社會才能充滿勃勃生機，充滿歡歌笑語。
然而，當那些被私欲衝得喪失理智的人以“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來為自己的自私行為進行辯護的時候，人性便變得極其荒謬了。他的所謂“為己”是指為了自己而不顧別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二者的本質區別就在這裏。
前者的關心自己、發展自己和實現自我，絕不是以損害他人為前提；相反，前者的最終目的和實際的人生效果應該是為人、為大眾的，他們所追求的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樣一種良好的人際關係模式。而內心充滿私欲則會損公損人，奉行所謂“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個可詛咒的教條。
英國大哲學家培根從政治高度談到了私欲的危害性：
螞蟻是一種為自己打算起來很聰明的動物，但是在一座果園或花園裏，它就是一種有害的動物了。對自己忠實，要做到無欺於人的地步，尤其是對他的君主與國家應該這樣。把一個人的私利作為他的行動的中心，是很不好的，對一切事物都拿自己做標準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因為任何事若經手這樣的一個人，他一定會因為自己的私利而把那些事扭曲的，而這種行為往往是與他的主上或國家的利益相違背的……先顧臣仆之利，後及主上之利，這已經是很不合適了，然而有時竟以臣之小利而不顧主上之大利，這就為害最烈了。這種情形即是不良的官員、財吏、使節與將帥以及其他的奸臣汙吏之所為；順循自己的小利與私怨，而破壞君主的重大事業。然而就大多數言之，這般臣仆所得到的好處不過是與他們個人的幸運相當，但是他們為那點好處付出代價的弊害就與他們的君主的禍福相當了。因為他們揣摩的動機就在如何逢迎主人而肥己身。為了這兩者之中的任何一項，他們都會棄主人的事務之利益而不顧的。但是尤可注意者，是那些“愛自己甚於任何旁人的人”(如西塞羅論龐培之言)往往是不幸的。結局是他們變為禍福之神的變化無常的犧牲品，而他們從前還一直以為自己的善於謀身已經把禍福之神的翅翼縛住了。
私欲過盛之人，沒人願與之共事，因而永遠難成大器。世間小人，個個蠅營狗苟，皆為私欲所惑也；而方正之人，皆坦坦蕩蕩，能克己私欲而走向成功。
繞彎可以避開正麵碰撞
世上之事，有時亂如麻，而且絕大多數時候讓你理不出頭緒。因此“直來直去”的方法是萬萬不行的。你必須開動腦筋，學會多繞幾個彎，用“迂回曲折”之法通向你的目的地。
1998年,在朱鎔基總理視察中央電視台的前一天,中央電視台的有關領導告訴節目主持人敬一丹:明天,總理來視察的時候,你要想辦法得到朱總理的題詞。敬一丹聽了既感到欣喜,又感到多少有些為難:我怎麼向總理提出這個請求呢?
第二天,朱總理在中宣部部長丁關根的陪同下,來到中央電視台。他走進《焦點訪談》節目組演播室,在場的所有人都起立鼓掌,氣氛一下子熱烈起來。朱總理跟大家相互問好之後,坐到主持人常坐的位置上,大家簇擁在他的周圍,七嘴八舌、爭先恐後地與總理交談。
一位編導說:“在有魅力的人身上,總有一個場,以前我聽別人這樣說過。我看您身上就有這樣一個場。”朱總理不置可否地笑了。演播室裏的氣氛更加活躍、和諧,敬一丹感覺這是一個好時機,一個很短暫的、稍縱即逝的時機。於是,她走到朱總理麵前說:“總理,今天演播室裏聚集在您身邊的這二十幾個人隻是《焦點訪談》節目組的十分之一。”總理聽了這話,說:“你們這麼多人啊!”敬一丹接著說:“是的,他們大多數都在外地為采訪而奔波,非常辛苦。他們也非常想到這裏來,想跟您有一個直接的交流。但他們以工作為重,今天沒能到這裏來。您能不能給他們留句話?”敬一丹說得非常誠懇,而且非常婉轉,然後把紙和筆恭恭敬敬地遞到朱總理麵前。總理看一下敬一丹,笑了,接過紙和筆,欣然提筆,寫下“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16個字。總理寫完,全場響起一片掌聲,熱烈的氣氛進入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