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先秦時期的畜牧業已經有了飛速的發展，畜牧業在生產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較遠古時期大為進步和提高。
秦漢畜牧業的迅速發展
秦漢時期的畜牧業，在當時的社會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畜牧
生產的經營管理體製漸趨完備，畜牧生產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
高，充分體現了畜牧生產的重要性。這一時期的畜牧業得到了迅速發展，牧場及群牧規模大大增加，畜牧業經營組織具有該時代特色。同時，中央還製定了有關牲畜飼養、管理和使用的法律《廄律》，這是我國畜牧業發展曆史上的一個巨大進步。
秦漢時期，由於社會經濟、政治等諸方麵的因素的積極影響，畜牧業得以迅速發展。
秦漢畜牧業之所以發展迅速，首先是因為，大力發展畜牧業，是農業生產發展的客觀需要。秦漢時期牛耕進一步推廣以後，牛成為農業生產中必不可少的生產資料。由於當時農業生產的需要，發展畜牧業勢在必行，以提供更多的耕牛。
其次，發展畜牧業又同鞏固邊防密切相關。秦漢時期，北方及西方遊牧民族侵擾嚴重，為保衛邊郡地區的社會生產和國家的安定統一，需要強大的騎兵，這就成為官營養馬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為了保證畜牧業的發展，秦漢王朝製定了一係列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畜政管理，發展官營畜牧業，鼓勵和扶植私人畜牧業生產，積極實行保護牲畜的措施等。上述各項政策和措施，在秦漢畜牧業生產的發展中，都起過積極的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秦漢時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和鞏固，為秦漢畜牧業的發展提供了可靠保證。統一國家建立以後，社會環境較安定，邊郡畜牧業資源得以集中開發與合理利用。
在統一的環境下與少數民族的交往，使一些新畜種、新飼料品種及某些
先進的畜牧業生產技術傳入中原，這些作用都不可忽視。
秦漢時期的畜牧業發展很迅速，其表現首先是生產地區十分廣泛。秦漢王朝十分重視對西部、北部邊郡地區的開發利用，廣建官營牧場。
西漢初年，朝廷有6個大馬苑，養馬30萬匹，阡陌之間馬匹成群。當時也有許多著名的大牧主依靠官營牧場發展畜牧業。
邊疆地區畜牧業尤為發達。據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史記》記載，秦國的烏氏所養牛馬之多，要用山穀來計數，秦始皇因此獎他為封君。秦時凡是牧馬超過200匹，養牛、羊或豬多達1000的畜牧大戶，可以享受千戶侯待遇。可見，秦漢時期的牧場是非常發達的。
秦時已建立太仆寺掌管國馬，在西北邊郡還設立官營牧場牧師苑，養馬幾十萬匹。
我國古代的經濟區劃大致可分為牧業區、農業區和半農半牧區。半農半牧區主要分布在西北邊疆一帶，具有發展畜牧業和農業的良好條件。
秦漢王朝對該地區的發展極為重視。其畜牧業的發展在秦漢時期占有極重要的地位，這一地區的存在是當時畜牧業發達的重要基礎和標誌。
內地雖不宜發展大規模群牧式畜牧業，但官民都普遍采用了廄舍飼養和小群牧養的方式，牲畜的總頭數也很可觀。
這一時期對不同牲畜的經濟作用也有了足夠的認識，重視馬、牛在軍事、農耕、交通方麵的作用，因此，養馬業、養牛業的發展很突出。
新畜種亦不斷引進，如原產於匈奴地區的騾、驢在東漢已為常見之役畜。作為肉畜的雞、豬，生產地區廣泛，但由於每個生產單位的規模很小，所能提供的肉畜數量是有限的。乳畜在中原地區亦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為了豐富家畜種類和改良家畜質量，漢代已注意從西域引入驢、騾、駱駝以及馬、牛、羊良種。漢武帝派張騫聯絡大月氏，獲悉西域產良馬，並帶回西域苜蓿種子在長安地區試種。後來漢武帝派李廣利帶兵前去大苑，帶回公馬和母馬一共3000匹。這一時期在畜牧業生產技術方麵有了新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家畜優良品種的培育、飼養管理技術的進步、獸醫及相畜術的先進等方麵。
秦漢時期畜牧業的經營組織，包括邊郡大牧主經營、豪強地主的田莊經營、一般農家經營、官府經營等不同類型。大牧主經營主要集中在邊郡、生產規模較大，生產的專業性較強，產品的商品率高。
豪強地主經營的畜牧業是田莊經濟的組成部分，具有明顯的自給自足特征。隨著封建土地所有製的發展，豪強地主經營的畜牧業發展很快。
一般農家經營的畜牧業，大牲畜較少，其目的主要是作為一種家庭副業，為種植業的收入略作補充。
漢代有個養殖能手卜式，以養羊致富。漢武帝時鼓勵農民養馬，曾經任用善於養羊的卜式發展養羊業。另外還有馬氏兄弟5人，都是養豬能手；梁鴻、孫期等曾在渤海郡養豬，以及祝雞翁的養雞，都是當時有名的畜牧事例。
官府經營牧場也很多。秦漢之間連年戰爭，畜牧業遭到破壞，役畜損失很多。西漢初期采取休養生息的方針。在發展養馬方麵，官府充實馬政機構，大辦軍馬場。秦漢時期，朝廷對畜牧業加強了管理，製定了相關的管理辦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製定了《廄苑律》，它是我國古代有關牲畜飼養的法律。
在古代，牲畜既是重要的生產資料，又是重要的戰爭工具和祭祀用品，朝廷對牲畜的飼養、管理和使用非常重視。類似法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在陝西岐山縣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就有“牧牛”一職，說明《周禮》有關西周已設職掌管廄牧的記載是可信的。
秦朝廷製定畜牧法規《廄苑律》及其他有關條款規定。秦朝廷分管廄牧事務的是內史、太仆和太倉等官。在地方由縣令、丞以及都官管理，令、丞和都官以下，有田嗇夫、廄嗇夫、皂嗇夫、佐、史、牛長、田典、皂和徒等負責畜牧方麵的具體工作。
關於牛馬的飼養，秦代有定期檢查評比製度，每年正月舉行考核，成績優秀者獎勵，不按時參加評比或在評比中列為下等的，飼養者和管理者要受懲罰。
秦代條律還規定，官有的牛馬死亡，應及時呈報所在的縣府，由所在縣檢驗後將死牛馬上繳。如不及時上繳，致使牛馬腐爛，應按未腐爛時的價格賠償。如果是朝廷廄馬或駕用牛馬，應將其筋、皮、角和肉的價錢呈繳，所賣的錢少於規定數目，駕用牛馬者應予補足。
朝廷每年對各縣、各都官的官有駕車用的牛檢查一次，凡有10頭以上牛而一年死三分之一，不滿10頭牛一年死3頭以上，主管的吏和飼牛的徒以及所屬縣的令、丞都有罪。
此外，秦律還規定馬匹調習不善，軍馬評比列為下等的，要懲罰縣司馬及令、丞。秦代的《法律答問》還有一些懲罰偷盜馬、牛、豬、羊的規定，對牲畜所有權進一步製定了保護性規定。
漢代也有《廄律》，西漢丞相蕭何製定的《九章律》，將秦代《廄苑律》列為其中一篇。《九章律》已經失傳，但從《漢書·刑法誌》中關於《九章律》的記載來看，可知漢代《廄律》的內容與秦《廄律》相差不多。
西漢時，牛耕在黃河流域已較普遍。東漢時，農牧結合經營區逐漸向江南推廣，並且更加重視飼養和保護耕牛，將秦律“殺牛者枷”改為“殺牛者棄市”。同時，漢史中已有了牛疫的記載。
漢武帝為適應對匈奴用兵的需要，鼓勵馬匹繁殖，還製定了《馬複令》，規定民養馬可以減免徭役和賦稅。此外，漢律以重刑懲治盜竊牛馬的犯罪，規定“盜馬者死，盜牛者枷”，知情不舉發也要受懲治。漢代不少地方官員勸說百姓飼養家畜，增加生產。當時養豬、養羊、養雞很普遍，既可以解決肉食和肥料，又增加了經濟收入。
魏晉南北朝畜牧業成就
魏晉南北朝時期，遊牧民族大量內遷，使中原地區的畜牧業有了很大發展。在廣闊的內地牧場，馬、牛、羊不計其數，畜牧業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曆史高峰。
這一時期，北魏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對家畜、家禽的選種，繁育飼養方法、管理細則、疫病防治、畜產品加工，都有較詳細的論述。對後世的畜牧生產也有很大影響。
漢代末年至隋初的300多年間，許多遊牧民族移居黃河中下遊，使北方的畜牧生產有進一步發展。
三國時期，匈奴已進入華北，曹魏模仿漢代的五屬國，將進入山西的匈奴分為五部進行
管理。十六國時期，“五胡”大舉進入內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權。
“淝水之戰”後，鮮卑拓跋氏崛起於山西北部及河北西北部一帶，439年統一北方，其後孝文帝遷都洛陽，更多的鮮卑人來到中原腹地，這是漢唐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遊牧民族內徙。一批又一批的內遷民族帶來了一批又一批牲畜。
此外，北魏150年間不斷地征討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高車、柔然諸部，獲得的牲畜也極為可觀。據《魏書》的本紀及高車、西域等傳，獲取百萬頭匹以上的行動就有6次。如391年破匈奴劉衛辰部時，得“名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
北魏曾將水草豐盛的河西地區辟為牧地，後來又在洛陽附近置河陽牧場。每年從河西經並州，把牲畜徙牧至河陽牧場。北魏本來就是遊牧民族，在曆次戰爭中又有數以千萬計的俘獲，故其畜牧業已超過漢唐兩代，北方農業區的畜牧成分也於此時臻於極盛。
魏晉南北朝時期，民間畜牧業的發展亦達到頂峰。《魏書·爾朱榮傳》言爾朱榮在秀容的牛羊駝馬以色別為群，以山穀統計數量。由 此反映的是民間馬匹之多。
牛在普通百姓中可能比馬更普遍，以至於朝廷經常下令作為賦役征發。這顯然是在耕牛比較普遍的基礎上製定的政策。
羊的飼養量也在增長，北魏農學家賈思勰在《齊民要術·養羊》篇談種植喂牲口的飼草青茭時，常常以羊1000隻的需求量為例，來講述如何種植，這個數字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西晉畜牧業也有發展。為了發展農耕，西晉朝廷大辦養牛場。據《晉書·食貨誌》記載，官辦牛場養的種牛就有45000多頭，有的地方官吏也動員農民聚錢買牛，鼓勵養母牛、母馬，還有豬、雞等。畜牧生產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發展。
東晉前後，十六國中有的國家以及從北魏開始的北朝五國，其君主是匈奴族、鮮卑族、氐族、羌族等少數民族，他們都重視畜牧業，畜牧生產在這些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在十六國和北朝史書中，有食用乳和乳製品的記載。北魏和北齊的太仆寺內設有駝牛署和牛羊署，北魏在西北養馬200多萬匹，駱駝約百萬頭，牛羊更是無數。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畜牧方麵的最大成就，便是《齊民要術》的誕生。《齊民要術》書名中的“齊民”，指平民百姓；“要術”指謀生方法。
《齊民要術》是北魏時期的我國傑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一部綜合性農書，大約成書於北魏末年，係統地總結了我國6世紀以前黃河中下遊地區農牧業生產經驗、食品的加工與貯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此書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是我國現存最完整的農書。
《齊民要術》的作者賈思勰是今山東益都人。出生在一個世代務農的書香門第。他從小就有機會博覽群書，從中汲取各方麵的知識，為他以後編撰《齊民要術》打下了基礎。
賈思勰在成年以後，開始走上仕途，曾經做過高陽郡太守等官
職，高陽郡就是現在的山東臨淄。並因此到過山東、河北、河南等許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