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田到四川益州上任時，他發現民間因鐵錢笨重而用紙券流通交易的現象。獨具慧眼的薛田將流通領域出現的特殊情況上奏朝廷，建議朝廷設立專門的交子管理機構，變
交子私營為官辦，由朝廷印刷發行。薛田的主張幾經周折，曆經兩代皇帝，至宋仁宗時朝，才接受了這一建議，在益州設置了我國第一處官辦交子務隨後發行官交子120多萬貫。從此，交子成為宋代的法定貨幣，與鐵錢相權而行。朝廷逐漸掌握了交子的運作規律之後，就改為官辦，稱為官交子。
交子務建置前後，薛田為官營交子製訂了若幹措施，交子之法遂大體完備：
一是規定交子務委益州同判，專一提轄，由州保差京朝官一員任監官，後增一員；下設掌典，貼書、印匠、雕匠、鑄匠、雜役各若幹人，廩給各有差。
二是製訂兌界，以兩年為一界，界滿以後界新交子易上界交子；每貫克下30文入官,稱為“紙墨費”。
三是製訂界額和本錢，界以125.6340萬貫為額，備本錢36萬貫。本錢就是現在所說的準備金。
四是交子的麵值定為1貫至10貫，共10種。交子用益州銅印及敕字、大料例、年限、背印、青麵、紅團等印。禁私造交子紙，造者，“罪以徒配”。
在薛田的努力創造、精心經營下，我國官方紙幣交子的發行流通，不僅僅給百姓在商業貿易中帶來了諸多的便利，朝廷更是獲利豐厚。官交子也和私交子一樣，依據持現錢人的托付，將攜來的現錢進行調換，把錢數寫到交子票據上，這個票據就是官交子，是由官府交子務發給的。這種官交子同樣可以隨時兌換現錢，不過要求兌換現錢時，也是每貫收取手續費30文。
官交子的發行和流通有以下規定：首先有一定發行限額和流通期限。《文獻通考》說道：“交子，天聖以來，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為額。”
所謂“界”，就是交子流通的期限，期限一般是兩年或三年，到期更換新交子，調換舊交子。兌界製度是從官交子實行時開始的。
官交子製度的最初實行並不是為了搜括錢財，而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適應商業及民間周轉支付所需。這對當時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宋代交子實行官方發行之後，朝廷突然發現，紙幣實在是個好東西，不用什麼本錢，隻要在一張紙上印上幾個字，就可以當真金白銀使用，換來實實在在的財富，實在是無本萬利的好買賣。
當時的朝廷對經濟規律一無所知。要養兵，便印交子，要打仗了，又印交子，打完仗要犒賞諸軍，還印交子，就算是太平時節，朝廷想要采辦些什麼東西，自然仍是印交子比較好。
宋代朝廷利用交子來彌補財政支出，但並不置準備金而不斷增發，使交子在流通過程中不斷貶值。
到宋神宗熙寧年間時，四川交子開始兩界同時使用，已有通貨膨脹現象。後來的發行量更大。宋哲宗以來，交子泛濫達到高峰，至大觀年間增發多達2000多緡，因為沒有準備金，交子麵額不斷下跌。
至宋徽宗時，交子便惡性膨脹。
1105年，北宋在江北、華北地區發行了稱為“錢引”的新式樣的紙幣，但是隻印了一界就因為流通不暢不能順利使用而停印。
1107年，四川的也改為錢引，並改稱交子務為錢引務。由於數量發行過大，引起了錢引的嚴重貶值。錢引與交子最大的區別在於其以緡為單位，不置準備金，不許兌
換，可以隨意增發，因此，導致紙券價值大跌。至南宋嘉定時期，每緡隻值現錢100文。南宋時期，在金國勢力控製下的北方，市麵上流通的貨幣依舊是
宋錢。而鼓風扇火、鑄造錢幣的鑄錢監都在南方，所以宋錢不斷北流。這對南宋的財政經濟自然是一個嚴重問題，因此朝廷不能不設法製止。此外，由於南宋以來，以錢引供糴本、給軍需，增引日多。據《通考·錢幣考》記載：“紹興七年，通行3界，發行數達3780餘萬貫。末年，增至4147萬餘貫，而所有鐵錢僅及70萬貫。”
1110年限製發行量為天聖時的125萬貫左右，對流通地區也限在鐵錢行用的四川、陝西、河東地區，後又采取了受兌、停用舊錢引，增加準備金等多種方法，使錢引的價值得到恢複。
1204年，兩界發行5300餘萬緡。
至1208年，每緡值鐵錢不到400錢，有的地方僅值100錢。在這種情況下，朝廷及時以金屬幣收兌跌價的紙幣，限製紙幣的發行量，規定紙幣使用的界限以及按期調換等，以維持紙幣的購買力。
1256年，朝廷又作了一番的整頓，改錢引為四川發行的新幣會子，直至宋朝末期，未再更改。這些調整，就貨幣形態而言，是更加完善了。
1165年，南宋朝廷決定在兩淮地區，實行銅錢、鐵錢、會子、交子同時並用。這樣一來，引起了兩淮市場的混亂，成為南宋貨幣最混亂的地區。
宋代的交子作為一種紙幣，體現了紙幣產生和流通的規律。宋代的紙幣交子本身並無價值，它是代表了實際流通中的鐵錢的價值。交子的發行和流通一定要符合實際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鐵錢數量，如果超額發行，必然要引起貶值，甚至引起自身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