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能掙錢吃飯就行”
程長龍的父親察覺到他的窘境後，伸出了溫暖的雙手。萬般無奈之下，程長龍逃離武漢，灰溜溜奔回老家宜昌。
程長龍一家4口人，爸爸、繼母和跟著繼母進家門的弟弟。父親做著點小生意，日子過得還算不錯。回到家後，程長龍的生活壓力就減輕了，他的法律夢又開始蘇醒了。在父親的支持和鼓勵下，程長龍在家裏潛心苦讀，為參加10月份的國家司法考試做準備。
為了積累法律方麵的工作經驗，同時也給自己增加法律方麵的感性認識，程長龍主動在宜昌尋找在律師事務所實習的機會。鑒於他優秀的學習成績和誠懇認真的態度，在當地小有名氣的西陵律師事務所給他提供了實習的機會。在事務所裏，他親身體驗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律師生活，加深了對在書本和課堂上所學知識的理解，在程長龍回憶裏，那個月是他從開始找工作後最開心的日子。他反複強調：“當時要是我堅持下來，說不定現在就有不錯的發展了，起碼不會走向違法犯罪。”生活沒有如果，這段開心的日子隻能留在他的記憶裏了。很快快樂與平靜又被打破了。
雖然程長龍家庭關係還算和諧，但繼母畢竟是繼母，實習中沒有一分錢工資的他，實在需要零花錢的時候，隻能乘著繼母不在的時候偷偷向父親要。大學4年，學費和生活費花了不少，最後還要依賴家庭養活，繼母言語之間，多少會流露出心裏的不滿，發現程長龍稍有不對，就更免不了嘮嘮叨叨。眼看著父親為難，一直對父親敬愛有加的程長龍心裏更加難受，他憋著一肚子的火，總想著有出頭之日時，一定要好好地為父親爭口氣。
程長龍從武漢回到宜昌後，身邊的朋友也由大學同學換成了小時的玩伴。程長龍說：“大學的朋友談理想和事業，老家的朋友談的是金錢和權力。”帶著名牌大學法學學士的驕傲，他最初還保持著自己的心理優勢，漸漸地發現，被人瞧不起的反而是自己，自己在大學刻苦讀4年，還不如高中畢業後就出去打工的這些朋友，不管怎麼說，他們可以自食其力。在這樣一個朋友圈裏，程長龍越來越深切地感覺到，錢才是最重要的，讀的書再多再好也沒用。而且他認為就算通過司法考試，能不能找到工作還是一個問題。
程長龍越想越怕，覺得自己快要窒息了，他要逃離這個地方。他對記者說，“當時我隻想要有份活兒幹，能掙錢吃飯就行！”
“整天考慮的就是怎麼掙錢多，怎麼掙錢快”
萬般愁苦中，一線希望突然照亮了程長龍的天空。有一個在江蘇打工的朋友為他介紹了一份幫老板“開黑車”的工作，每月可以掙兩三千元錢。這種收入是程長龍在將近半年的求職過程中夢寐難求的，即使和自己的理想、事業、前途無關，他也顧不得了。程長龍後來說：“我學法律的，我知道開黑車是違法的，但是我總是覺得畢竟沒有害人，而且我真的需要工作！”他很容易就說服了自己，也從此邁出了危險的第一步。
2004年9月，程長龍從家鄉千裏迢迢來到昆山，被一個老板雇傭為其拉人送貨。從宜昌到昆山，從一個中部的小城市到了大上海附近，巨大的環境落差深深地衝擊了程長龍的心靈。他沒有想到這裏的人收入那麼多，消費那麼高。兩三千的月薪放在宜昌，那絕對是很風光的，但是在昆山，卻根本算不上什麼。在這樣的環境中，程長龍的心態發生了變化，“錢”成了他生活的中心。他回憶跑黑車那段日子，“整天考慮的就是怎麼掙錢多，怎麼掙錢快”。
最初開黑車的時候，程長龍自己也非常擔心，想著隻要有了基本的經濟基礎就趕緊換職業。但在安然開了幾個月的黑車後，他的膽子漸漸變大了，見到“大蓋帽”也不戰戰兢兢了，這個時候，程長龍不僅丟棄了自己從事法律職業的夢想，甚至連法律的禁忌都不放在心上了。在程長龍的眼裏，“就業”的概念就是“錢”。
程長龍很快就不滿足於3000元的月薪了。既然開別人的車能賺錢，那麼開自己的車，自己做老板豈不是賺錢更多更快？他父親開始並不同意，告訴他家裏不缺錢，也不會逼著他去掙錢，還是希望他不要那麼急於求成，安心奔前程。但是，程長龍就鑽進了這個牛角尖，一向對他十分民主的父親歎了口氣，把自家那輛“桑塔納”交給了他。開著自家的車，程長龍更加拚命了，每月收入達到了五六千元。他對記者說：“我當時隻想著掙錢，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向犯罪的深淵又邁出了更大的一步。”
“我即使不偷車，還很有可能幹別的壞事”
在昆山張浦鎮，程長龍生活圈子不大，也沒有能夠談心的朋友。偶爾和以前大學的同學在網絡上聊天，大家也都不見了往日的青春意氣，免不了哀歎工作的艱難和生活的愁苦。他暗自慶幸的同時，卻也感覺到更大的壓力。他發誓要盡快賺到更多的金錢，完成自己的原始積累，為此冒風險也在所不惜。很快，他心目中的機會出現了。
2004年10月15日的晚上10點左右，程長龍在回住所的路上，看到一輛“五菱之光”麵包車停在“鳳鳴薄利經營店”門口，車門沒關上。程長龍回憶說：“要是以前在家鄉，我根本不會在意車門是否關著，即使看到沒有關我也不會去動。但是，我那個時候，心思活了，膽子也大了。”頭腦一熱，程長龍就上了車，但是沒有能發動起麵包車。不過打那以後，程長龍就留心起了每天停在那兒的這輛麵包車。
到當月29日的淩晨，程長龍拿著準備好的偷車工具，撬開車門，換了打火開關，開著麵包車一溜煙跑了。12月6日，當程長龍準備把偷來的麵包車挪挪地方時，被常州警方當場抓獲。
2005年2月24日，昆山法院以盜竊罪判處程長龍有期徒刑6年3個月。
在看守所裏，程長龍開始反思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人生巨變。他說：“我確實沒有想到自己會走到這一步，父親對我的期望很大，會受很大的打擊！”程長龍被警方逮捕以後，他父親來過昆山兩次，他們隻是在法庭審判的時候遠遠地對望了一眼，雖然沒有半句對話，但彼此都看到了雙方眼裏深深的無奈和悲哀。
在看守所的日子，程長龍總結了自己這一年來的生活，他說：“就業的壓力太大了，一次次的打擊讓我沒有一點自信，也擊潰了我的人生底線。剛開始找工作的時候，我還想到理想和前途，但是越到後來，錢在我生活中的地位越重。在那樣的心態下，我即使不偷車，還很有可能幹別的壞事。”
35名大學生的“致富伊甸園”
朱宏俊法學學士的墜落讓人扼腕，下麵這則群體性事件則讓人歎息。
找不到工作，悲觀、失望的情緒在一幫同學中互相感染，麵對前程透露出群體性的失望，他們漸漸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判斷。
殘酷的就業現狀讓他們傷心，當麵對傳銷的蠱惑，他們沒有過多的考慮，毅然加入了傳銷組織奔向虛妄的“致富伊甸園”，當清醒過來時，才發現這不僅是一個關於就業選擇的噩夢，而且自己已經違法。
已記不清趕過多少招聘會
王小軍是江蘇南通人，父母是當地的農民。2001年夏天的高考，王小軍考了579分，與本二分數線僅差1分。於是，他提著行囊來到了金陵科技學院，就讀經濟管理大專。這個專業是他和父親在填寫誌願的前一個晚上，經過深思熟慮才定下的，他們認為這會是一個比較熱門的專業。
光陰似箭，王小軍很快讀到了大三，他要麵臨人生的一次重大選擇：畢業找工作。無論是校園招聘會，還是江蘇省人才市場、南京市人才市場定期舉行的大型招聘會，他每星期都會準時參加，在投遞了上百份簡曆，寄予了所有信心和希望之後，等來的卻是招聘單位漠然的回絕和徹底的杳無音訊，有的招聘單位則直接告訴他：不需要應屆畢業生。對於用人單位這樣的解釋，王小軍已經聽得麻木了，自身條件擺在麵前，他隻好順應這個殘酷的現實。
2004年7月，吃完大學“散夥飯”的王小軍在寢室卷起一條涼席、幾件換洗衣服，離開了校園，他這時已不敢去想如何找個理想工作，而隻是想方設法找一份可以掙錢吃飯的活兒。很快，他在南京珠江路電子一條街找了份修手機的工作，每月工資700元，雖然除去房租、夥食費、手機費後，剩下的錢連買件像樣的衣服都不夠，但王小軍還是知足了，因為在他的班裏，還有10多個學生一直找不到工作，其中包括他們的班長範文。
2004年11月，王小軍的女朋友正式與他分手，理由是女孩的母親說的：像你這樣做臨時工，一個月隻有700元，什麼時候才能在南京買得起房子！正當王小軍陷入失戀痛苦，前程一片迷茫時，他的班長範文打來電話：“到廣西南丹來，2年能賺380萬！”沮喪中的王小軍抓住了這根救命稻草，他知道這也許是個神話，可總比沒有期待的好。他默默告訴自己：我相信這是真的。於是，王小軍毅然辭掉了工作。
深信“2年380萬”
2004年11月17日，王小軍來到了廣西壯族自治區南丹縣，一個他從未來過的地方，迎接他的是老班長範文和一個已經住了6個人的大臥室。
範文開始對王小軍“洗腦”，傳授給他“傳銷是世界上最賺錢的銷售”的理念。王小軍開始盤算按照層層剝削下線的方法，理論上一年內他完全能夠賺到380萬。王小軍和其他5名男大學生、2名女大學生住在一個小房間裏，每天上午6點鍾，大夥圍在一起朗讀《世界上最賺錢的銷售》，一直讀到下午。在這樣熱血沸騰的氣氛中，亢奮激動狀態下的王小軍對傳銷深信不疑，他以找工作要押金為由向父母騙了3800元錢，而他的父母為湊錢，變賣了家中唯一值錢的牛。
接著，王小軍就開始整天構思如何騙人過來，成為自己的下線。在他苦思冥想的時候，老班長範文早就把同班同學李樹、張學、張月等12人騙到了南丹。這幫同期“戰友”比王小軍“混”得還差，畢業半年沒有找到一份工作，有些人感覺無臉回家，甚至靠四處找同學蹭飯過活。一聽說在南丹有這等好事兒，紛紛湊了過來。
同一個班級的同學在南京吃過“散夥飯”後，又在千裏之遙的南丹聚首了。隻不過這次相逢的意義不一樣，共同為了虛幻的目標開始了所謂的奮鬥。
班長的心態先扭曲了
同學們再次聚首的召集人範文無疑是他們的“榜樣”，他在此時已經成為了“業務組長”。範文來自青海省，2001年考到了南京金陵科技學院。學習刻苦，唯一的目標就是想留在南京，開始他新的生活。由於成績優秀、組織能力又強，範文入校沒幾個月就當選了班長，成為全班同學都愛戴的一位“西北老哥”。“範班長的話肯定是要聽的”，這句話成為範文班裏的“口頭禪”。
然而，這位在大學裏呼風喚雨的名人一走進招聘會，身上的光環就徹底褪色了。“喔，是個大專畢業生，還是個班長。”很多招聘單位的工作人員見到他和他的簡曆後，大多隻拋下這一句話，最後還是把簡曆退還給他。範文發現離開父母每月準時寄過來的400元生活費，自己連吃飯都成問題。在南京靠平時積蓄一直拖到10月份後，他再難維持下去了，變賣了一切值錢的東西，買了一張從南京開往西寧的火車票。告別了南京的同時，還告別了他曾經的夢想。
可範文沒有料到，回到青海他還是找不到工作。西部大開發的熱潮使得沿海萬千大學生湧入大西北，他這個本地大專生在找工作時仍然是舉步維艱。2004年10月，一個從前的朋友從南丹打來的電話，使他知道了有一種工作非常賺錢——做傳銷。此時的範文已經如饑似渴，罔顧了非法傳銷的種種危害，他心想：隻要能賺錢，不偷不搶我都幹！
到了傳銷組織，範文迅速被洗腦。他感覺平生所學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他的價值可以在對金錢的攫取中得到實現。於是，他從一知半解為生計去做傳銷，到當做一項事業去積極運作，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範文以找工作需要押金、住宿需要租房為由，向家裏騙了14000元，成為了傳銷組織中的“業務組長”，正式開始了發展計劃。
沉浸在發財夢中的範文充分利用自己老班長的身份去誘騙班上的同學們，並把目標主要瞄準了沒有找到工作的同學。一是老班長的身份容易讓人信任，二是那幫同學也幾乎是走投無路。班上12名同學先後被範文以介紹工作為名誘騙到廣西南丹。這些在南京長期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們到了這裏後，也隻有一個目標：2年賺380萬！其中範文的老同學張月為了自己的發財夢甚至騙來了自己的母親。
為做傳銷主動休學
24歲的張月在來南丹前，已經180天無所事事了。“今天一定要找到工作！”她每天出門時都這樣激勵自己，但總是失望而歸。渴望成就事業的張月來到南丹不到3天就被洗腦，一心想發財的她將自己的母親騙了過來，母女兩人各交了36800元入會費，都成為了“業務主任”。隨後張月又開始瞄準了另一個下線，在南京大學成教院讀書的男朋友劉斌。
2005年1月，揚州人劉斌麵臨大三畢業。他參加招聘會，親眼看到無數的成教生被招聘單位拒之門外，也無數次親曆了自己的簡曆被招聘人簡單看了一眼後就還給他的尷尬，更聽過無數次諸如“成教生還來趕場子”這樣的冷嘲熱諷。劉斌開始認為，他3年的學習是無用功，還不如趁早出去賺點錢。
恰好此時，張月打電話給他，說是自己的母親在廣西南丹開了一家銷售公司，經營模式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非常賺錢，希望信息管理專業的劉斌能夠過來幫忙。隨後，張月的母親又打電話給自己的“準女婿”，邀他前往。劉斌見未來的“丈母娘”都這樣說了，再加上自己早有心動，於是逃學來到了南丹。經過女朋友和“準嶽母”的全力洗腦，劉斌開始深信傳銷組織就是世界上經營模式最先進的銷售公司，理論上2年完全能夠賺380萬。出於對發財的渴望，劉斌便一直逃學下去，沒有參加當年的期末考試，當班主任勸他回校時，他義無反顧地趕到學校辦理了休學手續。
劉斌當時認為，有沒有一張成教畢業證書無所謂，他不指望靠這張證書去找工作賺錢。為了傳銷，畢業證書都不要了，劉斌可謂表現積極，但他卻成為傳銷組織中最先清醒的人。
是夢總有清醒時
2005年2月1日，劉斌聽到“公司”內一些頭目私下議論：“公司”裏的一位“業務經理”攜帶幾十萬元的公款逃跑了。劉斌心裏一驚，按照傳銷組織的管理模式，職位最高者“高級業務員”才掌握著公司的公款，怎麼一個“業務經理”就能將公款卷跑呢？
2005年2月8日，已至春節，劉斌特地趕回了南京大學，他在圖書館裏閱讀了有關經濟學書籍，發現書籍中記載的理論與“公司”的“高級業務員”上課的內容完全違背，想到自己每次聽“高級業務員”上課都會興奮不已，他開始明白：“高級業務員”所講述的賺錢模式隻能夠在虛擬的理論中存在，自己和所有被騙者之所以完全相信，是被現實中的無情嚇得退回了虛無。此時，劉斌徹底清醒過來。
2月13日，劉斌又回到廣西南丹，他決定喚醒所有傳銷受騙者，並聯係警方將傳銷組織的頭目們一網打盡。
3月15日，劉斌在南丹報警。南丹警方直撲位於當地龍灘大道上的傳銷窩點。當晚，南丹警方將參與傳銷的大學生全部解救出來，35名來自南京的大學生又重見了陽光。劉斌後來說，這就像一個夢。王小軍無奈地說：“如果我能夠賺到錢去買房子，怎麼會來做傳銷呢？”張月發誓：“如果我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哪怕一個月隻有1000塊錢，就是傳銷主任我也不幹！”
3月17日，這些大學生返回了南京。但在路上，他們又為自己的前途開始擔憂了。王小軍歎息道：“回到南京後，我將又一次失業……”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政府應扮演調節、平衡的角色
易煒翰《清風苑》：一些大學生在畢業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四處碰壁，導致他們灰心、沮喪、失去方向，更有甚者走上了違法犯罪道路。造成這種極端現象產生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
陳友華
陳友華：隨著高校的連年擴招，每年有幾百萬大學生畢業，出現個別的極端案例是正常的。但是，我們仍要看到，大學畢業生因為就業難而走上犯罪道路，還是有其普遍的社會原因的。首先，人們思想觀念的進步滯後於社會的發展。如今高等教育已在一定意義上從“精英教育”轉型為“平民教育”，但廣大家長和學生卻還沒有意識到這一改變，還緊抱著以往高人一等的觀念，導致大學生畢業後眼高手低，定位不準，把選擇職業的標準定得很高，自身的實際情況和社會現實脫鉤，結果是處處碰壁。
其次，大學生麵對的壓力過大過多。當代的大學生成長在相對富足的今天，很少挫折，心理的耐受力不如他們的父輩，但承受的壓力卻又大於前人。這一代大學生大多是獨生子女，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龍的傳統文化，使得他們往往獨自背負著家庭的希望，他們的前途和命運往往就是整個家庭的前途和命運，這是來自家庭的縱向壓力；橫向比較，在同學中有一批優秀的學生往往會脫穎而出，找到令人羨慕的工作，甚至還有部分各方麵條件不如自己的同學，通過關係也能得到待遇優厚的工作，攀比間對自己形成巨大衝擊；另外，隨著社會的日益發展，計劃經濟下住房、醫療的高福利早已取消，大鍋飯、鐵飯碗也早已打破，同時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生活成本水漲船高，每個人都麵臨生存壓力，而對於找不到工作就拿不到錢，找不到好工作就拿不到高工資的大學畢業生們，直接麵臨的已經是嚴重的生存危機。馬洛斯的需求論指出，當一個人的生存都存在問題的時候，那他必然要走上犯罪的道路，這是人性使然。
再次，一些不良的社會風氣影響大學生道德水準出現滑坡。當下中國社會良性、健康、持續、穩定地發展，但也存著無序的一麵，而這股不正之風也對大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了影響，導致大學生道德水準滑坡，這也成為大學生犯罪的誘因之一。
還有高等教育的發展過於膨脹。學校的盲目擴招帶來一係列的問題，尤為突出的是師資配備嚴重不足，師生互動大大減少，對於個別心理有障礙的學生，老師沒有機會疏導、指引，這部分學生就成為了問題青年。
最後，是用人單位的急功近利。用人單位利用市場中的供需失衡的形勢大做文章，隻顧追逐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善待大學生，低端崗位高端做、高端崗位壓價格，這都激化了矛盾。
《清風苑》：麵對大學生就業出現的問題，高校教育應該負有哪些責任？
陳友華：高校盲目擴招帶來了一係列問題。高校的專業設置滯後於市場的需要，專業的開辦往往是按照成本的高低來設置，無視辦學規律，有的“熱門”專業一哄而上，造成供過於求，專業不適的後果落到了大學生身上。專業學科固定後，還很難調換，使許多學生在選擇了自己不感興趣的專業後，沒有調整的餘地。很多學生為生存而學、就業而學，沒有興趣就沒有熱情，因此知識不紮實、能力也差。同時，大學階段是一個人的世界觀基本成熟穩定的階段，大學期間不僅僅要給予學生堅實的知識素養，更要傳遞優秀的人類文明成果，使大學生成為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人格情操、優雅的道德修養的社會中堅，而實際上大學教育對這塊是嚴重缺位的。擴招後，一個教師很可能帶幾十個學生，學習上都無法照顧得過來，更不用說在其他方麵給予指導了。大學生的總體素質下降是一個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所以高校教育不能當作產業來抓，慢工才能出精品。
《清風苑》:上個世紀中後期，西方發達國家也遇到過因大學生就業難引發的一係列問題，他們是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的？我們應當怎樣來應對呢？
陳友華：美國、德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過大學生就業難現象，其他國家也先後出現過類似情況。各國在處理此類問題大都經過這幾個方麵的調整：其一是大學生自身調整，學生會根據自身的情況和社會的現實調整自己的擇業標準和擇業方向；其二社會保障體係開始完善，給了大學生一個切實的生活保障。其三是社會的調整，西方國家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科技水平不斷提高和發展，從而不斷調整產業結構，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崗位，其四，大學教育本身也在調整，很多大學看準風向，使各項專業更符合市場的要求，大學生畢業後與社會可以更快地融合。
對於我國而言，大學生就業難是在新時期新形勢下產生的一個新問題，政府在其中應當扮演主要角色，起到調節、平衡的作用。
就目前來看，要努力做到以下幾個方麵：首先，放慢高等教育發展的速度。高等教育的發展要與社會、經濟相適應。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才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和工作機會，所以，應該考慮給高等教育的過熱發展降降溫。其次，作為“向公眾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政府，理應考慮到畢業生這一特殊群體，為其提供相應的社會保障。為畢業生們解決生存問題，從根本上鏟除大學生因生存困難而去犯罪的惡源。最後，大學生作為社會中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需要社會、政府以及每個人更多的關愛。
（陳友華，南京大學社會學係博士、副教授。從事社會學研究二十多年，主要研究方向“社會保障”、“大學生就業問題”等，去年完成大學生就業專題調研，寫成專題文章《從“天之驕子”到大眾勞動者》）
新生代腐敗
本刊編輯部“生代”出現於地質年代的劃分。每一代體現了生物演化的不可逆性，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點。
我們把20世紀70年代以後出生人定義為“新生代”，因為當他們開始記事懂事，已是70年代後期，這是改革開放發端的歲月，這是中國新時代的門檻。由此，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命運的變化，帶來了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的轉變。這樣巨大的變革，對每一個人靈魂深處都產生著深刻影響。
如果說，前幾代人是站在曆史的廢墟上展望未來，曆史是一筆沉重而又豐富的精神財富；那麼，新生代則是輕裝前進，他們麵前的世界是一片豁然開朗的新天地。他們有著決然不同於前幾代人的人生經曆以及別樣的思想觀念、人生目標和價值取向。
他們有知識，很大一部分人受過高等教育；他們開放，地球對於他們隻是一個村落，極少保守，樂於接受新的生活經驗、新的行為方式；他們獨立，追求個性的解放；他們勇敢，敢於超越現實，甚或冒險。
但是，“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新生代人，沒有炮火硝煙的生死洗禮，沒有長期精神壓抑的“痛定思痛”，沒有上山下鄉的痛苦磨礪，他們大多數人的成長平靜而順利，走著衣食無憂、眾人嗬護的人生道路。簡單順暢的人生經曆影響思維方式的力度向度。堅定的人生信念、正確的人生理想對於他們顯得更加彌足珍貴。
新的時代裏，經濟發展成為整個社會的中心，財富的價值上升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戰鬥英雄、勞動楷模、精神領袖，這些帶著強烈精神色彩的偶像開始退隱，以財富為中心的一整套價值觀念充斥媒體，“三十而富”成為“三十而立”的代名詞，財富帶來的物質享受、社會地位成為一個時代衡量成功的標杆。於是，精神的貧血成了新生代的通病，於是，一批“新生代”在對財富的瘋狂追逐中，懵裏懵懂間走向深淵。
本期策劃，我們選取了3個典型案例。《三十而“陷”》記錄的是一個簡單的人在財富麵前的淪落。《青春迷羊》則通過兩個年輕人的犯罪，令人反思：新生代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新生代如何擁有健全的獨立人格？
三人成眾。職務犯罪年輕化已成現象，如何有針對性地加強對30歲以下的國家工作人員進行職務犯罪預防教育，防止新生代腐敗，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課題。
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物的墮落，呈現出了新生代人的共同問題。這正是本期策劃的關注所在。
民族複興之重任，即將落在肩上。新生代是否已經鑄就了結實的肩膀？！三十而“陷”
——一名年輕信貸員的瘋狂挪用之路
華東張晶持續作案兩年整，挪用公款累計3000餘萬元，給國家造成近千萬元的經濟損失！吳楓林案件展示了一個順境中造就的思維簡單的人如何在財富麵前淪落。本文力圖通過對吳楓林犯罪的剖析，揭示30歲以下年齡段人職務犯罪的特點。
2004年11月24日，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吳楓林涉嫌挪用公款、貪汙案作出一審判決：判處吳楓林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檢察官們曆時6個月的偵查、起訴工作有了最終的結果。
吳楓林挪用第一筆公款時年僅28歲，然後他持續作案兩年整，挪用公款累計3000餘萬元，給國家造成近千萬元的經濟損失！吳楓林一案是近幾年無錫市人民檢察院受理的數額最大的挪用公款案。該案在2004年江蘇省檢察係統立案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中，也因數額巨大而引人關注。
究竟是什麼促使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不顧一切地走上瘋狂挪用公款的犯罪道路？2005年5月9日，一個初夏的午後，記者采訪了正在鎮江監獄服刑的吳楓林。
吳楓林臉型方正，鼻梁上架著一副眼鏡，長相斯文。記者麵前，他並不忌諱袒露自己的內心，交談很順利。在他的敘述中，記者跟他一起重曆了他30年的人生。
吳楓林其人
和絕大多數70年代出生的人一樣，讀書，考大學，順利地就業，然後，結婚生子，吳楓林犯罪之前的人生，沒有遭遇過什麼大的挫折。
吳楓林1973年出生在無錫。18歲之前，父母對兒子的期望就是將來能考個好大學，家裏的事情從來不需要吳楓林操心。和所有的家長一樣，他們望子成龍。吳楓林對上初一時發生的一件事記憶猶新，“第一學期期中考試的時候我考了班級十三名，媽媽狠狠揍了我一頓。”那是父母最後一次打自己的兒子。其後，吳楓林的學習成績直線上升，被保送進了無錫最好的中學——無錫一中，後來又考取了熱門大學——某金融高等專科學校。
畢業後，他順理成章地捧上“金飯碗”，有了一份叫外人羨慕、令父母欣慰的工作——在某國有商業銀行無錫分行錫山支行國際業務部做會計。吳楓林拿的第一份收入就超過了千元，這讓父母頗感自豪。1998年，吳楓林結婚，一年後，孩子出生。
與別人不同的是，吳楓林的家庭很特殊。他的父母都是殘疾人，既聾又啞，在民政局下屬的工廠上班。10歲之前，他是爺爺帶大的。
爺爺年邁，吳楓林回到了父母身邊。這個年紀的小男孩想法最多。然而，家庭是無聲的。吳楓林利用簡單的手語，向父母彙報生活和學習情況，遇到稍微複雜一點的問題，則用文字交流。父母識字不多，讀書也有限，這樣的溝通，不可能深入。吳楓林對記者說：“很多事情沒法說，說了他們也無法理解。”吳楓林養成了有事放在心裏自己消化解決，而不表露在外的性格。當同齡人還在父母的懷抱中撒嬌時，他學會了獨立。也因如此，吳楓林失去了向父輩學習的機會，他的世界更加狹小。
和記者的交談中，吳楓林使用頻率最高的詞是“朋友”二字。家裏的無聲世界，使吳楓林更加需要朋友。小學時代，他們家就是小朋友聚會的場所，後來讀中學、上大學、直至工作，吳楓林的身邊總能形成一個朋友圈子。“朋友”成為吳楓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就連他最後犯罪也與朋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不過，吳楓林講，這個圈子熱熱鬧鬧的，但我從來不和他們說自己的心事，有事情也不會在他們麵前表現出來。其實，同齡的夥伴也比他高明不了多少，也不大可能成為他的人生導師。
表麵上的吳楓林，外向、樂觀、獨立，好結交朋友，但他內心世界的大門，卻是關閉的。簡單的履曆，個人天地裏的自我成長，使得吳楓林非常簡單，包括他的思想、他的處世方式。
從三十而立到三十而富
吳楓林就業之年，也即1995年，中國經濟進入了高速成長期。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無錫，城裏的樓一天比一天高，人們口袋裏錢包也一天比一天鼓。財富英雄成為年輕人的偶像，三十而富已經不算神話。在對財富的追逐浪潮中，再把銀行工作稱為“金飯碗”，顯然已是老皇曆。每年穩穩當當地拿著3萬多塊錢的收入，雖然衣食無憂，但在一個以金錢為衡量人生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尺的時代，已經等同於貧窮。
在工作中，吳楓林接觸到了大量私營企業主。“他們大多沒有什麼文化，祖上也沒留什麼遺產，隻是因為抓住某一個機會，就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從而走上了發家致富的道路。我比他們有文化有能力，他們可以發財，可以過揮金如土的生活，我為什麼不可以？”
20世紀末的最後幾年，股票成為人們街談巷議的經常話題。那時股市全線飄紅，大凡手裏有些閑錢的人不管懂不懂證券都投身到了股市，造成了全民炒股的“盛世奇觀”。什麼七旬老嫗炒股發財的新聞也經常見諸報端。金融專業出身又摸爬滾打於金融界的吳楓林，當然不會坐失良機。吳楓林說：“那個時候，朋友、同事談論得最多的就是股票。”炒股是白手起家的最好途徑。
盡管學校裏麵，老師口口聲聲說過，風險和利益成正比，炒股可以一夜暴富，但也可能讓人輸得傾家蕩產。但是，津津樂道於“中國證券市場成長性還很大”的吳楓林，樂觀地估計了股市。
耳濡目染，1999年，也就是吳楓林工作的第五個年頭，有了一些積蓄的他加入到了炒股的行列。這一年的5月19日，發生了股民們至今難忘的“5·19行情”，95%以上的股票上漲超過50%。在這樣的行情下，吳楓林自然賺了一把。吳楓林清楚地記得，他炒的第一支股是深發展，一進一出，短短一天，就淨賺了3000多。初嚐甜頭的吳楓林看到，“三十而富”指日可待。但是，就手頭的那點錢，隻能小打小鬧。
李小平的出現，讓吳楓林覺得自己的夢想可以迅速成真。李小平原先開著一家外貿公司，是吳楓林的客戶，一起吃過飯，喝過茶。後來公司倒閉，就與吳楓林斷了聯係。
2000年的一天，吳楓林在證券公司幫朋友開賬戶，一個矮胖的身影進入了他的視線，仔細一看，正是好長時間沒有聯絡的李小平。敘舊之間，李小平神秘地透露，他有內部消息。吳楓林對李小平的話確信無疑，但資金從哪裏來呢？吳楓林想到了自己經手的銀票質押業務，一個借雞生蛋的念頭跳了出來。
走上挪用公款之路
銀行承兌彙票（以下簡稱銀票）質押是一種融資手段，客戶將大額的銀票拿到銀行，簽訂承兌合同、質押協議後，實現資金周轉。
2000年6月，吳楓林擔任信貸員，他很快發現銀票質押業務交接中存在漏洞。信貸員審核銀票後需交相關領導審批，一來領導都很信任自己朝夕相處的員工，二來每天有幾百筆貸款業務，沒有精力逐筆翻看、核實。因此，領導的審批僅是形式上簽個字。銀票入庫時，保管人員僅對領導的簽字負責，並不仔細查驗內容。對此，吳楓林跟保管人員開過玩笑：“我少給你一張銀票你也不知道！”當時兩人一笑了之，誰知2001年的6月28日，這句玩笑變成了現實。
6月28日，一公司拿著115萬元的銀票到吳楓林處辦理質押。辦理銀票質押手續須填寫一份一式五聯的《擔保物、償債物收妥通知書》，吳楓林偷梁換柱，在交給保管部門的第一聯和交給信貸部門的第二聯上，沒有填寫該公司的銀票，而是填寫了手頭的另一張銀票。115萬元被吳楓林輕易截留了下來。
過於順利的人生經曆，使吳楓林的思維線性、簡單。他樂觀地估計股市，看不到風險；他輕信他言，忽略了“內部消息”的真實性；甚至，在實施第一次犯罪的時候，吳楓林隻想到如何把錢弄出來，根本沒考慮怎麼還。他的犯罪手段也極其簡單，其實，隻要保管部門在接收銀票時，核對一下收妥通知書與有關承兌合同、質押協議的內容是否一致，或者隻要簡單核對一下一至五聯的內容，吳楓林的小伎倆都會當場現形。
拿著這張銀票，吳楓林內心也並非不忐忑，但更多的是興奮與激動。“終於有資金了！我可以根據李小平的內部消息，買上幾支潛力股，等股票漲到一定程度就拋出去，還了挪用的錢，賺的錢繼續留在股市，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銀票上的錢要變成吳楓林口袋裏的現金，必須辦理貼現，這點小事自然難不倒吳楓林。他立刻找到在其他銀行工作的朋友幫忙，銀票很快貼現。115萬被打入吳楓林在證券公司的資金賬戶。
從小到大，吳楓林最信任的就是朋友，他信奉“朋友不可欺騙”。但是，吳楓林的簡單輕信再次顯露無疑。他把存著115萬挪用款的資金賬戶放心地交給了僅有幾麵之緣的李小平管理。後來所有的資金往來，吳楓林不聞不問，隻等著“三十而富”的美夢成真。事實上，吳楓林自己沒有發財，他的朋友李小平卻從他身上撈了一大筆。這已是後話。
吳楓林原本預料能在股市大有一番作為，哪知事與願違。從7月份開始，股指一路狂跌，這115萬元在股市折騰了3個月虧損了十餘萬。
隨著銀票到期日的一天天臨近，吳楓林開始害怕，有些手足無措。他準備把股票資金賬戶上剩餘的錢全部提出，再跟李小平借一筆錢，把挪用的公款填上。但李小平繼續向吳楓林打包票說，股市一定會漲的。吳楓林也不甘心就這樣輕易破碎自己的致富夢，他把錢留在了股市，而決定另想辦法。
吳楓林想出的辦法就是再度挪用公款。從此，吳楓林走進了一個欲罷不能的怪圈，不斷地拆東牆補西牆。他在犯罪的道路上漸行漸遠而不自知。
三十而“陷”
2002年9月，挪用公款7次、累計已達一千餘萬元的吳楓林，因業務能力強而被提拔到支行公司業務部擔任中級客戶經理。這是件令吳楓林喜憂參半的事，銀行裏調動工作要辦理交接手續，如果交接時賬目不對，吳楓林挪用的事就會敗露。李小平告訴吳楓林，他此時賬戶上的虧空已有150萬。吳楓林咬咬牙，四處從朋友手裏籌錢，東挪西湊湊足了150萬，填平了賬目，有驚無險地完成了交接。
被捕以後，辦案人員告訴吳楓林，他當時的虧空隻有80萬，其餘的70萬被他的“好朋友”李小平私吞了。對此，吳楓林一臉震驚，呆坐了半晌。
按照吳楓林的說法，他重返挪用的老路，主要考慮到要還朋友的錢。“朋友的錢不能不還！”吳楓林說得斬釘截鐵。記者問，朋友和國家哪個重要？吳楓林說：“國家離我很遠，朋友就在身邊。”
吳楓林覺得不能做對不起朋友的事，但此時，他事實上已經殃及朋友。吳楓林特別提到他的一位大學裏結拜的兄弟。因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幫助貼現，案發後，這個大哥不得不辭去令人羨慕的職務，另謀他職。
2003年1月22日，距離上一次挪用已有9個月，吳楓林再一次將手伸向了銀行。第一次挪用時，吳楓林是在保管交接的過程中偷梁換柱，這一次則是利用領導的信任，在辦理銀票到期托收的程序上作了手腳。
吳楓林在《投保物、償債物領用、退回、變更、保管通知書》上將一張3月15日到期的銀票填寫成1月22日到期，隨後拿著通知書請領導簽字。這一簽字不打緊，415萬元公款就提前從銀行賬戶上溜了出來，進了吳楓林的股票賬戶，投身到前途未卜的股市。
承載著吳楓林致富夢的股市並沒有向著他期望的方向發展，他還是賠多賺少。
2003年5月12日，吳楓林挪用了第11筆也是最後一筆公款，兩張銀票合計1000萬！此時，吳楓林已經陷入一根筋的思維模式之中。記者問吳楓林：“最後一筆挪用這麼多？不害怕麼？”他回答說：“我虧得太多了，隻有加大投入才有可能盡快賺回來。”
這一千萬的命運仍然是“賠”。截至2003年10月，吳楓林的虧空累計已達到508萬，股票資金賬戶上隻剩下492萬。這麼大的虧空如何填上？吳楓林想到了賭。
李小平到底見過世麵，他給吳楓林講了一個道聽途說的故事：“有人帶著30多萬到澳門賭場裏賭，結果賺了3個億！”照此推理，吳楓林帶去四百多萬，賺上個四五千萬肯定沒有問題。
吳楓林心想：不去賭肯定是個死，若去賭，起碼還有百分之五十翻本的機會。
2003年10月17日，吳楓林攜帶490萬公款，在李小平的陪同下乘上了開往澳門的航班。他留下10萬元壓箱底，將480萬兌換成港幣，準備豪賭一場。
葡京賭場的樓頂有一隻金色的鳥籠，吳楓林成了一隻名副其實的囚鳥。澳門沒有給吳楓林帶來好運，不到一個星期，480萬化為烏有，吳楓林輸得血本無歸。吳楓林想把壓箱底的錢也拿出來，被人製止，說，權作路費，回去吧！
此案偵查人員告訴記者：“一直到最後，吳楓林都沒有覺得他的方案有錯，仍舊天真地認為，隻要賭本夠，那些錢肯定能賺回來。”
吳楓林沒有回銀行上班，10月23日，他攜著10萬元逃到了長沙。當天，銀行報案。吳楓林挪用3000餘萬的驚天大案，就此案發。
30歲這年，吳楓林沒有成為財富界的英雄，反倒流亡他鄉。在長沙，吳楓林深居簡出，整天提心吊膽。他想到了死，但又放心不下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無錫的家不敢回去，在長沙又不知未來如何。直到被警方抓獲，吳楓林說，那一刻他才感到了輕鬆。
采訪即將結束的時候，吳楓林告訴我們，2002年也就是他29歲那一年，他曾在報紙上看到過一篇關於“29歲現象”的報道，“當時我心裏一驚！我對照了一下，這說得不就是我嗎？”“急功近利就是我犯罪的思想根源！”吳楓林說，他現在終於可以靜下心來好好想想他以前沒有時間想的那些事情了。
吳楓林的案子絕非個例。在案件采訪過程中，經辦此案的無錫市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不約而同地提到，與吳楓林案件幾乎同時，無錫另一國有商業銀行的工作人員王飛也因挪用公款近百萬元被判有期徒刑15年。兩人年齡相當，經曆相似。檢察官說：“他們都不是社會的最底層，但想暴富，想迅速出人頭地，這是他們共同的犯罪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