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此為止了嗎？我們還能從中發現一些什麼呢？我們能不能提出一些更深層的具有廣義性的問題呢？為了解答這些，我們有必要把這篇通訊多讀幾遍。把注意力投到判處死刑者的心理層麵上。哦，我們讀到了，“真正的都市生活離他很遠很遠。在蘇州滸關的這一年多，是他最辛苦的日子，他每天１２小時工作，每周倒班那天，就得幹１６個小時。他隻進過兩次城，一次還是堂嫂開刀，他去陪護。整整６年，劉從海的全部生活其實就是打工吃飯和睡覺……”這些文字難道不能給我們以深刻的印象嗎？我們閉上眼睛想象一下，眉清目秀、青春年少的劉從海就站在麵前，他需要娛樂和文化滋養，需要友誼和情感交流，需要家的感覺，需要一切正當的青年人所應該擁有的東西，然而，他卻像一隻螺絲釘被終日擰在機器上，等到機器把他榨得勞累不堪，他搖搖晃晃走出來，走進星夜裏，吃過飯就一頭倒在鋪蓋上。這就是他的全部生活。
對於農民進城打工，尤其是青年農民進城，我們的社會應該給予愛護和關懷，應該說，有不少地方和部門都做得不錯，他們營造了農民兄弟進城打工的良好環境和氣氛。但不庸諱言的是，有相當多的地方非常糟糕。曾有一個老公安以深切的語調向筆者講了一件事，一個青年農民好多天找不到工作了，他極度的饑餓和疲憊，走過菜場，他問殺雞的老板，我能打工嗎？那老板不正眼看他，大聲吼，滾！滾到一邊去！這時，老公安看見農民的眼裏冒出了凶光，他意識到這很可能就是犯罪的前兆。一個以打擊犯罪為職責的人看見了犯罪的起源，這個例子足以讓我們深思。民工的生活和生存狀態與犯罪之間的關係，應該引起整個社會的高度重視。
我們還應該討論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在城市化進程中我們的位置。城市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潮流，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這個趨向更加明顯。我們讀到，劉從海的同班同學２０多人，沒有一個升入高中，全部出外打工。以較低文化的素養進入城市，似乎成了村裏年輕人的惟一出路。如何接納和融化大批青年農民，就是這個社會的嚴峻的任務。
城市是一個把空間和時間擠壓了的地方，每天都有無數的變化發生，你在馬路上走，所遇見的大量的是匿名者，是熟悉的陌生人，你每天都會有許多事和別人磕磕碰碰，所以，城市生活相對農村生活而言，難度要高得多。你要有迎接各種挑戰（預期的和突發的）的熱情，同時又要學會用有形和無形的規則約束自己。你要盡可能地與人方便，事實上也就是與己方便（如果我們到一些發達國家去看，就會發現要比我們做得好得多）。你要在狹窄的空間裏保持自己的尊嚴，同時又不要去窺測別人的隱私，等等。這就是城市的要求，是２１世紀的要求，是人類在大規模改變自己生活和生存方式的要求。如果我們達不到這些要求，尤其是內心達不到要求，那麼我們的城市生活就很可能會陷入困境和無序。
事實上，中國城市的曆史並不長，現在的城裏人他們的上一代或者兩代、三代也都是農村中來的，也就是說，現在的農民工是我們的過去，我們的過去是他們的現在和將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管是城裏人還是農村人，都有一個城市化的問題。我們不難發現，不少人有著城市戶口和固定的城裏工作，但是，他們的言行卻缺乏城市意識。可以說，不具備城市意識，即使他生活在城市裏，也不是一個“城市人”。所以，城市化問題不僅是針對農民工，而是全體住在城裏的人都必須作答的課題。
偶然性中的社會警示
——一起打工者案件的深層次解讀
忻聞這是一起令城裏人心悸，讓許多人在歎息之後倍感悲愴的偶然性案件：一個打工者和另一個打工者因一時口角，演變成一場打鬥，最終一把水果刀結束了一個年輕的生命，另一個生命將在漫漫鐵窗歲月中度過。在了解了這個簡單的案情之後，筆者久久不能釋懷。
對待這個案件，不同社會角色的人群無疑會有不同的價值拷問。執法者認為他們是法盲，他們要是稍有一點法律常識和道德約束力，就不會為一時的口角而拔刀相向；許多城裏人也許會認為他們是缺少教育的盲流，這些打工者要是能多一點文明和自控力，就不會如此無知地輕視生命；企業管理者也許會認為他們不過是一些素質不高的勞動力，他們要是能多一些容忍，少一些衝動，就不會釀成以牙還牙的惡性案件。這些拷問和假設都很合理，但是更發人深思的是這起悲劇後麵的社會警示。
法律不相信同情。違法者理應受到法律的製裁。透過何鐵波、劉從海，我們看到在其身後站著的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關注、理解、接納和管理好這個流動群體，不隻是防範和減少這類案件發生的根本之策，也是我們從這起偶然性案件中解讀其社會警示意義的出發點和目的。
有兩組數字值得我們高度關注。一組是城市化率。有關統計顯示，中國的城市化率已從１９９０年的１８．９％上升到２００１年的３７．７％，每年提高１．７個百分點，在這１．７個百分點的背後，是每年至少有２０００萬至２５００萬農民進入城市。對成千上萬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而言，城市的吸引力是無法抗拒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城市的勞動力價格遠遠高於農村勞動力的價格，還因為城市有著比農村更為寬廣的發展空間和誘人的物質文明。權威人士指出，中國的城市化將用２５年至３０年的時間完成。這意味著在今後的時間裏，將會有更多的農村打工者湧入城市。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在城市化進程中，打工者和進城農民的作用正日益彰顯。發達地區和各大中城市的經濟發展浸透著無數個打工者的汗水，他們為日益豐富的城市物質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
另一組數字是流動人口的犯罪率。據來自警方的統計顯示，２００１年僅江蘇省查獲的外來刑事作案人員占犯罪人員總數的３４％，其中蘇州地區高達７４％。顯然，造成打工者及其流動人口犯罪率不斷上升的因素是多方麵的，諸如他們自身的素質不高，大部分打工者隻接受過初中、高中教育，有些甚至隻接受過小學教育。在他們的身上還深深烙著“農業文明”的種種習性。不論是在觀念上還是行為上都會與城市文明產生衝突和碰撞。特別是這些打工者大多處於青春期，自身心理的躁動、貧富之間的巨大反差以及社會上有意無意間對他們的種種歧視，都有可能誘發他們心理失衡，進而使他們其中的一些人走向犯罪。
當然，今天最重要的不是指責他們當中的犯罪現象，不是因他們當今有人犯罪，進而拒斥這個為推進城市化進程而作出貢獻的群體。恰恰相反，我們所要做的和能夠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去消除一係列歧視。
首先是精神上的歧視。越來越多的打工者們以自己的勤懇和吃苦耐勞掙得了就業機會，幹的是城市裏最重最髒最累的活，卻因為“外來民”的特定身份，始終處於城市的“邊緣”狀態。城裏人一方麵離不開這些打工者，另一方麵又時時以警惕的目光防範著他們，在精神上處處顯露出高人一等，自覺不自覺地拒斥著他們融入城市的主流生活。
其次是政策性歧視。城市的空間不斷擴張，城市的人口不斷膨脹，城市的經濟高速增長，城市的財富快速積累，但多年沿襲的政策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譬如在戶籍製度、社會保障和福利等方麵存在許多限製，難以享受與市民的同等待遇。
再次是用工者的歧視。雖然越來越多的企業主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看到用工者對被雇傭者的歧視還時有發生。他們對被雇傭者的規定很嚴，用工時間很長，但勞動報酬偏低，對其生活上的關心和精神上的溝通更少。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目前城市管理者和各級政府對打工者融入城市文明缺乏相應的製度和精神準備。打工者合法權益的維護目前還很難得到組織和製度的規範與保征。雖然眼下許多政府機構已成為勞務輸出的組織者，但在完全市場化的前提下，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政府最終的著力點應放在培育和規範一大批勞務輸出的中介機構上，通過完善製度和法規去維護打工者的權益。
事物總是遵循這樣一種規律，任何簡單的拒斥，隻會導致對立；隻有平等的接納，才會有無間的融合。
這需要時間。更需要我們對這一偶然案件中所蘊合的社會警示有充分的理性認知。
精神病人家何在
本刊編輯部看著越來越多的精神病人因得不到醫治，而演繹了一起起令人心痛的、本該避免的“瘋子被殺”和“瘋子殺人”事件，我們不可否認，精神疾病已不再單純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而是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如何有效地加強對精神病人的管理，及時提供救助，構築屬於精神病人自己的家園已經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帶著這個疑問，記者撥通了江蘇省民政廳的電話，但很快被告之，他們隻負責對“三無”精神病人的收容管理，讓我們問殘聯，殘聯又說這事得問衛生廳，衛生廳疾控處的同誌坦誠地告訴記者，衛生部門隻負責對精神疾病的預防控製，至於對病人的管理，三無人員由民政管，因疾病導致嚴重違法行為的人員由公安管，有家屬有單位的則由家庭單位自己管……
一連串的電話打下來，記者仿佛也親身經曆到了商家人當初的無奈。對精神病人的管理，現實情況就是，政府的許多部門各管各的，沒有一個統一管理的機構，結果就造成了誰都管、誰也不管的現狀。對於有單位、有家屬的，更是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向了單位和家庭。
我們深有體會的感覺到，社會的管理在這一人群麵前出現了很大的缺失，而這種缺失對社會本身而言，是危險的。
從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０日“世界精神衛生日”公布的數據來看，我國的精神病患者已經達到了１６００萬，精神疾病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位居第一。並不是危言聳聽，如果不有效地管理好這一人群，給他們一個安定的生存空間，必將對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在這個問題上，社會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
承擔起管理精神病人的義務，為他們構築一個家園，理應是社會的一種責任。不管是現行的政策，還是普通百姓的想法，往往都把管理精神病人看成是家庭的責任，很少會想社會對此也應負有怎樣的責任。而實際情況是，僅僅靠家庭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家庭有條件的，監管、治療還行，但多數家庭是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的。據南京腦科醫院社會精神科殷希全主任介紹，現在一個病人的住院治療費用大約一個月要在３０００元以上，在南京，即使把病人送到民政部門創辦的青龍山、祖堂山等醫院，家屬每月支付的費用也要在１０００元以上。如此高的治療費用，對於我們國家的大多數家庭來講是難以承受的，因而將精神病人完全推向家庭是很不現實的。
承擔起管理精神病人的義務，為他們構築一個家園，是社會文明進步發展的一種具體表現。“在歐美一些保障機製比較好的國家，是由政府提供大量的資金成立專門的公益性醫院，收容精神病人，提供免費治療，病情穩定後，再轉入開放式的社區機構，進行康複治療。”殷希全說，“我們國家曾經在大的廠礦、社區建立過一批公益性的‘工療站’，把精神病人聚集在一起，做一些簡單的勞動，配備專門的醫生、護士管理他們。這些年，因資金的問題，‘工療站’絕大部分已經關閉了。”在經濟尚不發達的年代，尚且有那樣一批公益的機構來管理這樣一個特殊人群，到了經濟相對較好的現在，反倒因經濟困難相繼關閉，讓人不免有啼笑皆非之感。這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但這種現象恰恰反映了社會對於他們的人性化關愛正在一點一點的缺失。這種缺失的背後，可能更多的是一種責任的推卸以及經濟發展帶來的人性的冷漠。當務之急是需要在全社會樹立一種理念，承擔起管理精神病人的義務是社會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進步的重要指標之一。
為精神病人構築家園需要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各方麵共同努力。目前，對精神病人管理的“條塊分割、多頭管理”格局，客觀上造就了誰也不管、無人統管的情況，這一現狀必須改變。精神病人作為一個社會人，他的一生必定要和醫院、社保、教育、就業等一係列機構有所關聯。而且精神病本身是一種慢性病，複發率很高，病人一發病就有可能要鬧事，這客觀上也決定了對精神病人的管理要牽涉很多部門。因此，對精神病人的管理、救助，必須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衛生、民政、公安、財政、教育、勞動、社保、殘聯等相關部門形成合力，共同努力才行。隻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有限的資源，為精神病人提供各類幫助，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一份關愛。
為精神病人構築家園必須以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為保障。江蘇省衛生廳疾控處的顧華告訴我們，在我國目前還沒有相關的法律來規範這一問題，即使現在各部門約定俗成的一些做法，也處在一個無法可依的狀態。而在國外，法律對於應該由哪個機構負責收容治療、管理精神病人，由哪個機構負責向困難的精神病人提供經濟救助，精神病人享有哪些權利和負有哪些義務都有明確的規定。在我國，包括對精神病人的管理、對特困家庭精神病患者提供醫療救助等內容在內的法律法規需要盡快的建立完善起來。當然，這需要一個過程。畢竟我國政府真正關注精神病人，把精神衛生工作提到一個重要的高度上，還是在１９９６年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布倫特蘭博士訪華以後。
當然，為精神病人構築一個屬於他們的家園，還涉及精神病人親屬的努力，普通百姓的關愛等方方麵麵。
相信有一天，在全社會的關愛下，精神病人也會有屬於自己的春天，我們需要等待。絕望的謀殺
朱鶯華黃麗賢2002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衛生日”那一天，權威機構公布的數據是我國精神病患者的人數已經達到了1600萬。而今年在我國召開的第四屆亞太地區精神科大會更是喊出了“關愛病人”的口號。精神病人已成為一個值得社會關注的人群。
無獨有偶。最近一段時間，不斷地聽到和看到這樣一類案件的發生，精神病人在病態行為支配下瘋狂殺人、傷人，精神病人的親屬因不堪重負將其殺害後受到法律製裁。一幕幕悲劇的發生警示著我們：由精神病人引發的暴力事件已經成為一個潛在的社會安全隱患。而社會的管理恰恰在這一人群麵前出現了嚴重的缺失，誰來管理他們，如何為他們構築一個家園，已成為我們這個社會不容回避的一個問題。記者最近采訪的一個案件就是這方麵的典型，一家人在走投無路之下親手殺害了有著19年病史的“瘋兒子”——
今年8月14日淩晨3時許，在張家港市鹿苑鎮銀苑西路發生了一起謀殺案，令人震驚的是，這起謀殺案的策劃實施者竟然是被害人的父親、弟弟和妹妹。謀殺采用的工具是一瓶溶有劇毒的毒鼠強粉末的雪碧飲料。在案發的前幾天，這個家庭曾為如何處置被害人專門召開了一個家庭會議。
兒子突然瘋了
在張家港市看守所的提審室裏，記者見到了商慶仁，本案的被告人之一，這是一個年近60歲的老人，頭發花白，穿著一件六七十年代很流行的灰色中山裝，說話慢條斯理，舉手投足間帶著一點書卷氣。
商慶仁是浙江省景寧縣標溪小學的一個退休教師，也是四代同堂的商家的主心骨，上有86歲的老父母，下有均已成年的三兒兩女。今年37歲的被害人商岩林，就是商慶仁的第二個兒子。而卷入本案的另兩個被告人，一個是商慶仁的小兒子商衛富，一個是他的大女兒商衛紅。
商家居住的景寧佘族自治縣，位於浙江南部的偏僻山區，是浙江省最貧窮的一個縣，早在1986年就被列入國家級貧困縣之列。全縣總麵積1950平方公裏，有90%是山地，在曆史上就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一說，在這裏生活的佘族百姓世代都很貧窮。
漢族血統的商家是這個少數民族自治縣的外來戶，在商慶仁的父親這一輩移居到了標溪鄉何莊村，是村裏惟一的商姓家庭。盡管人生地疏，但商家人憑著自己的吃苦耐勞很快在這裏紮根下來，過著雖不富裕但很和睦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