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當我們把一些自己的經曆利用簡略的語言告訴人們的時候，我是多麼的不願意啊！但是我們又不願意說謊又不願意隱瞞，就為了下一代屬於“幸福”的人們可以知道我們是如何生活過來的。
七
閱讀藝術作品不是玩弄古董，古董是時間之流底下的美的沉澱。
八
詩常是一個詩人的全部知識的反映，從一首詩裏可以看見一個詩人對於世界的最具體的見解。
九
從美學的見地來說，我們的詩人們是過於稚弱的。“美”在他們的心中依然是神一樣的東西而盲目地膜拜著，卻不能把美緊緊地聯係在社會的功利性上去體會，而取得豐富與自然的表現。我們提出社會的功利性，這是必要的，為了我們服役的熱情有所憑依。
詩的散步
一
白居易所說的：“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是相當的包括了詩的含義的。
“情”是一切思想，情感的活動。由思想，情感在我們的腦際所激起的靈感作為寫詩的出發——這出發就叫做“根”。
“言”是指一切語言文字，作為表現詩的工具，是由出發到完成的最初過程——所以叫“苗”。
“聲”是文字和語言所含有的美。指音節，旋律韻。是詩的形式和散文的區別。這區別使詩有了自己的美的外形——這外形叫做“華”。
“義”是詩作本身所可能帶給社會的作用。這是一切作品的終點——也是一切生命的終點。所以叫做“實”。
二
“詩歌開始於人類語言開始之處。”——波格達諾夫。
這應該隻是說人類有了語言才能把詩歌成為可以向外表現的藝術。其實詩歌真正的開始之處該在人類生活開始之處，就是有了人類就有了詩歌。
誰能在人類沒有表現工具之前去否認詩歌的存在呢？那存在於大自然裏的豐富的幻變，那存在於無言的心中的有節拍的波動，那一個生命與另一個生命之間的默契，不也就是詩歌麼？
詩歌是自然本身所含有的韻律。
詩的散文美
由欣賞韻文到欣賞散文是一種進步：而一個詩人寫一首詩，用韻文寫比用散文寫要容易得多。但是一般人，卻隻能用韻文來當做詩，甚至喜歡用這種見解來鑒別詩與散文。這種見解隻能由那些詩歌作法的作者用來滿足那些天真的中學生而已。
有人寫了很美的散文，卻不知道那就是詩；也有人寫了很醜的詩，卻不知道那是最壞的散文。
我們嫌惡詩裏麵的那種醜陋的散文，不管它是有韻與否；我們卻酷愛詩裏麵的那種美好的散文，而它卻常是首先就離棄了韻的羈絆的。
我們既然知道把那種以優美的散文完成的偉大作品一律稱為詩篇，又怎能不輕蔑那種以醜陋的韻文寫成的所謂“詩”的東西呢？
自從我們發現了韻文的虛偽，發現了韻文的人工氣，發現了韻文的雕琢，我們就敵視了它；而當我們熟視了散文的不修飾的美，不需要塗抹脂粉的本色，充滿了生活氣息的健康，它就肉體地誘惑了我們。
天才的散文家，常是韻文的意識的破壞者。
我們喜歡惠特曼，凡爾哈侖，和其他許多現代詩人，我們喜愛《穿褲子的雲》的作者，最大的原因是由於他們把詩帶到更新的領域，更高的境地。
因為，散文是先天的比韻文美。
口語是美的，它存在於人的日常生活裏。它富有人間味。它使我們感到無比的親切。
而口語是最散文的。
我在一家印刷廠的牆上，看見一個工友寫給他同伴的一張通知：“安明！
你記著那車子！”這是美的。而寫這通知的應是有著詩人的秉賦。這語言是生活的，然而，卻又是那麼新鮮而單純。這樣的語言，能比上最好的詩篇裏的最好的句子。
語言在我們的腦際縈繞最久的，也還是那些樸素的口語（對於韻文的記憶，卻是像對於某種條文的記憶，完全是強製而成的）。
我甚至還想得起，在一部影片裏的幾句無關重要的話，是一個要和愛人離別的男人說的：
“不要當做是離別，隻把我當做去寄信，或是去理發就好了。”
這也是屬於生活的，卻也是最藝術的語言，詩是以這樣的語言為生命，才能豐富的。
最能表達形象的語言，就是詩的語言。稱為“詩”的那文學樣式，腳韻不能作為決定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在它是否有豐富的形象——任何好詩都是由於它所含有的形象而永垂不朽，卻絕不會由於它有好的音韻。
散文的自由性，給文學的形象以表現的便利；而那種洗練的散文、崇高的散文、健康的或是柔美的散文之被用於詩人者，就因為它們是形象之表達的最完善的工具。一九三九年詩與時代
如果一個詩人還有著像平常人相同的感官的話（更不必說他的感官是應該比平常人更靈敏的），他生活在中國，是應該知道中國正在進行著怎樣偉大的事件的。如果他有眼睛，他會看見發生在他的國家裏的和平的劊子手的一切暴行；他有耳朵，他會聽見沒有一刻不在震響的蒙難者的哀號與反抗者的呼嘯；他有鼻子，他會聞到犧牲者的屍體的腐臭與濃重的硝煙氣息……
如果一個詩人還有著與平常人相同的心的話（更不必說他的心是應該比平常人更善感觸的），如果他的血還溫熱，他的呼吸還不曾斷絕，他還有憎與愛，羞恥與尊嚴，他生活在中國，是應該被這與民族命運相連結的事件所激動的。他會對那在神聖的疆土上英勇搏鬥的千百萬兵士引起敬意，他會對那些領導著廣大人民參加衛國戰爭的領袖們引起敬意，他會比一切個人的仇恨更深地去仇恨民族的敵人，他會比一切個人的愛更深地去愛苦難中的祖國和從水深火熱中掙紮起來的中國人民……
在這戰爭中，中國人民是覺醒了；一切的束縛，無止的愚蠢與貧困，頻連的災難與饑荒，必須通過這酷烈的鬥爭才能解除。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不是由於祈禱獲得的，而是由於廣大人民的鮮血，和一片被蹂躪得糜爛了的土地所換取來的。現代中國的建設的基礎不是奠定在空想與夢幻的沙灘上，而是奠定在它的人民的英勇犧牲所表現出來的意誌的花崗岩上的。中國人民之將會有麵包與教養的日子，也必須通過戰爭才能得到保證。這是真理，是每個謀解放的中國人民所應該把握的信心，沒有這樣信心的人，是不可能理解戰爭的。不能理解這戰爭的，又如何能理解時代的精神呢？
我們已臨到了可以接受詩人們的最大的創作雄心的時代了。我們的時代，已能擔戴那能莊嚴地審判它的最高的才智了。退一百步說，每個日子所帶給我們的啟示、感受和激動，都在迫使詩人豐富地產生屬於這時代的詩篇。這偉大而獨特的時代，正在期待著、剔選著屬於它自己的偉大而獨特的詩人。這樣的詩人，不是成長在灰暗的研究室和環垂著紫色帳子的客廳裏；對於這樣的詩人的預約，也決不會落在那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教養而不可一世地自矜著的教授的和不可能從百科全書的破爛的網縷間掙脫出來的大學生的身上。屬於這偉大和獨特的時代的詩人，必須以最大的寬度獻身給時代，領受每個日子的苦難像是那些傳教士之領受迫害一樣的自然，以自己誠摯的心沉浸在萬人的悲歡、憎愛與願望當中。他們（這時代的詩人們）的創作意欲是伸展在人類的向著明日發出的願望麵前的。唯有最不拂逆這人類的共同意誌的詩人，才會被今日的人類所崇敬，被明日的人類所追懷。當然，這樣的詩人現在還沒有出現，不過，即使出現了，也不會被那些假裝的紳士、自炫的教授和稚氣而傲慢的遺少們所能理解的。詩人本身更不會由於那些人的理解而感到什麼光榮的。
一個寫詩的人（我依然不知道應否把那些專門堆砌著枯死的文字的人稱為“詩人”；為了我尊重那些真正曾創造了“時代的詩情”的和現在還在創造著“時代的詩情”的“詩人”們，我隻能對那些衰老在萎謝了的詞藻裏的寫詩的人稱之為“寫詩的人”），專門寫著狹窄得可笑的個人的情感的東西稱為那才是“詩”，又疲憊地拖住一種形式作為那是詩的唯一的形式，更有甚於此者，竟會自滿那種迂腐的見解，說那樣的東西才是“真正文學的詩”，這究竟是可悲的現象。
詩，不外是語言的藝術。人類的語言，是由人類的生活情感所由發出的。人類的生活每天都在突飛猛進中，作為表達生活的工具的語言，當然也每天都在變化進步中。這是一種最低限度的常識，沒有這常識的人，無論他曾寫過多少年的詩，或將還要寫多少年的詩，也不過是像一頭被蒙了眼的驢子，繞著磨床兜圈子，而自以為是在走著無數的路一樣。
同樣，詩的形式，也是隨著人類生活的變動而變動的。人類永遠在剔選使自己舒適、為自己愛好的外衣；詩的語言也永遠在剔選適合自己的外衣。“各個年代和各個人事的變換，用它們自己所愛好的顏色，在你的臉上加彩塗抹”（引自拙作《巴黎》）。各種形式都緊抱了那藏在它們裏麵的內容，向人類無限廣闊的創造的蒼穹伸長，誇耀人類自己的智慧與能力。今天，再愚蠢不過的鄉下女人，也不會說隻有梳了發髻和纏了腳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當她們看見了女人可以剪發，可以保持天足，而這樣更適合於生理的發展，因此，美學地說，也更能令人激起由於平均發育的健康而激起的喜愛之情，那些留有發髻與纏了腳的女人，一定要驚醒過來，對自己的那種萎縮與醜陋的樣子引起嫌惡的。如果能力允許她們也可以剪發和放足而竟不做的話，我想不是由於她們愚蠢、頑固與懦怯，就是她們多少是有點神經病了。
中國新詩，隨著中國社會的變動與發展而變動與發展著，而且也將隨著中國社會變動與發展下去。如果所謂“時代”不是一個空洞的漂亮名詞（因為有些人愛用漂亮名詞，他們常常是連所寫出的那些名詞所含有的具體的東西是什麼都不曾想起過的），我們不妨把劃分出中國社會在這二十年中間所曾激起的變動，來劃分中國新詩在這二十年中的幾個階段。
中國新詩，是和中國的革命文學在同一起點上開始它們的曆程的。中國新詩，在它作為中國的新文學樣式之一的意義上，它和新文學的其他樣式同樣地，被作為中國革命的語言而提供出來。“五四”時代的許多在今日作為古典作品而保留下來的詩篇，在那廣泛的人道主義的思想上，明顯地反映了民主政體之迫切要求；眾多的熱情泛濫的情詩之產生，也隻能從企圖打破封建的婚姻製度這一意義上得到解釋。“五卅”時代的呐喊，強烈地抒發了被帝國主義者與軍閥殘害的中國人民的悲憤與怨言。“九一八”與“一·二八”相繼而來（啊，自以為在寫著“真正文學的詩”的人真是何等幸福！他們說“七七”事件來得“奇突”），詩人們在這辛酷的現實麵前選取了兩條路：一些詩人是更英勇地投身到革命生活中去，在時代之陰暗的底層與艱苦的鬥爭中從事創作。他們的最高要求，就在如何能更真實地反映出今日中國的黑暗的現實；另一些詩人，則從這曆史的苦悶裏閃避過去，專心致誌於一切奇瑰的形式之製造和外國的技巧的移植上。“七七”、“八一三”這兩個事件爆發，詩人首先被這偉大的曆史變動所感動，以巨大的弦音抒出了民族求生存的願望與爭解放的狂喜。
從抗戰發生以來，新詩的收獲，決不比文學的其他形式少些。我們已看到了不少的優秀作品，那些作品主題的明確性，技巧的圓熟，是標誌了新詩發展之一定程序的。那些作品，無論在它們的對於現實刻畫的深度上、文學風格的高度上，和作者在那上麵所安置的意欲之寬闊上，都是超越了以前的新詩所曾到達的成就的。
我常常聽到人家說起，某某人反對“抗戰詩”，某某人說“抗戰詩”是“八股”，某某人說“我不寫‘抗戰詩’”，等等。在這裏，我不想給“抗戰詩”下一種容易被誤解為給它辯護的界說，我隻要指明，詩人能忠實於自己所生活的時代是應該的。最偉大的詩人，永遠是他所生活的時代的最忠實的代言人；最高的藝術品，永遠是產生它的時代的情感、風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實的記錄。抗戰在今天的中國，在今天的世界，都是最大的事件，不論詩人對於這事件的態度如何，假如詩人尚有感官的話，他總不能隱瞞這事件之觸目驚心的存在。我永遠希望詩人們能忠實於自己的世界觀，假如他是一個勇敢的藝術家，他就不妨寫出對這事件之藏在他心裏的不同見解，他所把握的在他認為是真理的東西。不要忘記在詩的曆史裏，詩人為了忠實於自己的世界觀而遭受放逐、監禁、綁赴斷頭台的英勇的記載啊！沒有一種權力能命令詩人為他去歌頌的。在今天，詩人置身於這兩種勢力相鬥爭的事件裏麵，他應該有權利披露他的意見，擁護哪一麵，勇敢地說來——在這還不曾分出勝負的日子！但是，千萬不要卑怯地隱瞞了自己心中的見解，卻又躲在文學的幌子後麵含糊地來否認人家的見解。
至於說“抗戰詩”怎樣幼稚，怎樣充滿“標語口號”，怎樣隻是“八股”，怎樣隻是“粗暴的叫喊”，卻都是一種稚拙的戰略。因為，抗戰以來，詩的產量雖很豐富，像他們指責的如此這般的缺點，始終是少數。我所熟識的許多詩人，他們寫詩的時候，努力避免的就是這些缺點；他們所發表出來的詩篇，除了極偶然的必要場合夾進幾個比較現成的政治術語之外，都是以豐富的形象和樸素的語言，使我深深感佩的。這些詩篇，決不會由於一兩個文學紳士之流的否定就不再存在；反之，他們的這些詩篇，因為產生於祖國的苦難中，將和祖國的命運共存亡。
中國新詩，從“五四”時期的初創的幼稚與淺薄，進到中國古代詩詞和西洋格律詩的摹擬，再進到歐美現代詩諸流派之熱衷的仿製，現在已慢慢地走上了可以穩定地發展下去的階段了。目前中國新詩的主流，是以自由的、素樸的語言，加上明顯的節奏和大致相近的腳韻，作為形式；內容則以豐富的現實的緊密而深刻的觀照，衝蕩了一切個人病弱的唏噓，與對於世界之蒼白的凝視。它們已在中國的鬥爭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
另外卻也有著一些寫詩的人，作為中國人是應該羞愧的，他們不願意想起中國的經曆了半個世紀的被帝國主義宰割的痛苦，他們也不會感到今天能抵禦強暴、爭取和平與幸福的民族戰爭的光榮。他們生活在個人的小天地裏，舒適與平安把他們和大多數的中國人民隔開了；而他們的佯作有教養的樣子，與傲慢的紳士派頭，使他們失去了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同情。但是，現實是可怕的，今日人家的不幸，誰能擔保明日不會降落到自己身上呢？沒有一個中國人（除非是漢奸）能自外於這全民族求解放的鬥爭的，這是中國人應有的最起碼的覺醒，假如他們連這起碼的覺醒都沒有，假如他們連人與人之間起碼的惻隱之心都沒有，其他一切又何必談呢？一九三九年七月詩與宣傳
文學是人類精神活動方向之一；人類借它“反映”、“批判”、“創造”自己的生活。它永遠不可能逃遁它對生活所發生的作用。它應該植根在生活裏——生活是一切藝術的最肥沃的土壤。
詩，如一般所說，是文學的峰頂，是文學的最高樣式。它能比其他的文學樣式更高地、更深地或者更自由地表現人類的全般生活和存在於生活裏的全般的意欲。它對人類生活所能發生的作用也更強烈——甚至難於違抗。某些傑出的詩作裏所傳出的深沉的聲音，縈繞在我們的記憶裏多麼久遠啊……那些聲音，常常在我們困苦時給我們以人世的溫暖，孤寂時給我們以友情的親切。我們生活得不卑汙，不下流，我們始終挺立在世界上，也常常由於那些聲音在我們危厄時喚醒我們的靈魂啊。
對於詩的評論，不應該偏重在：它怎樣排列整齊，怎樣文字充滿雕琢與鋪飾，怎樣聲音叮咚如雨天的簷溜，等等；卻應該偏重在：它怎樣以真摯的語言與新鮮的形象表達了人的願望，生的悲與喜，由暗淡的命運發出的希望的光輝和崇高的意誌，等等。
詩，不是詩人對於世界的盲目的無力的觀望，也不是詩人對於一切時代所遺留的形式之卑賤的屈膝；不是術士的咒語與賣藝者的喝叫，也不是桃符與焚化給死者的紙錢。詩，必須是詩人和詩人所代表的人群之對於世界的感情與思想的具體的傳達和為了適應這傳達的新的形式之不斷的創造。詩，應該盡最大限度的可能去汲取生活的源泉。
人類生活是豐富的，繁雜的。詩人生活在人類社會裏，呼吸在人群的歡喜與悲哀裏，他必須通過他的心，以明澈的觀照去劃分這豐富與繁雜的生活成為兩麵：美與醜，德性與惡行；他會給一麵以愛情，給另一麵以憎恨。不管詩人如何看世界，如何解釋世界，不管詩人采用怎樣的言語，隱蔽的也好，顯露的也好，他的作品，歸根結底總是表白了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人群的意見的。
因此，任何藝術，從它最根本的意義說，都是宣傳；也隻有不叛離“宣傳”，藝術才得到了它的社會價值。
創作的目的，是作者把自己的情感、意欲、思想凝固成為形象，通過“發表”這一手段而傳達給讀者與觀眾，使讀者與觀眾被作者的情感、意欲、思想所感染、所影響、所支配。這種由感染、影響，而達到支配的那隱在作品裏的力量，就是宣傳的力量。
發表是詩人與讀者之間的橋梁，這橋梁由藝術的此岸達到政治的彼岸。詩人通過發表才能組織自己的讀者，像那些英雄之組織自己的擁護者一樣。發表是詩人用以獲取宣傳的效果的一種手段。
當詩人把他的作品提供給讀者，即是詩人把他的對於他所寫的事物的意見提供給讀者，他的目的也即是希望讀者對於他所提供的意見能引起共鳴。沒有一個詩人是單純為發表作品而寫詩的，但他卻不能否認他是為了發表意見而寫詩。
因此，一個詩人，無論他裝得怎樣貞操，或者竭力說他的那種創作精神如何純潔，當他把他的作品發表了，我們卻永遠隻能從那作品所帶給人類社會的影響（也包括那作品之對於全部藝術的影響）去下評判，就像我們看任何一個已出嫁了的女人之不再是處女一樣；任何作品都不能而且也不應該推辭自己之對於社會的影響，就像任何女人都不能而且也不應該推辭那神聖的繁殖之生育的義務一樣。
不要把宣傳單純理解為那些情感之浮泛的刺激，或是政治概念之普遍的灌輸；藝術的宣傳作用比這些更深刻，更自然，更永久而又難於消泯。如果說一種哲學精神的刺激能從理智去變更人們的世界觀，則藝術卻能更具體地改變人們對於他們所生活、所呼吸的世界一切事物之憎與愛的感情。讀者對於自己所信任的詩人所給予他們的影響，常常是如此地張臂歡迎。我們在自己生活周圍，對於某些典型引起尊敬，對於某些行為引起愛慕；而對於另外的一些典型引起嫌惡，另外的一些行為引起卑視，豈不就是由於藝術家們給我們的披示而更加顯得明確嗎？
宣傳不隻是政治目的的直接反映，不隻是粗率的感情之一致的籠絡，也不隻是戲劇性的效果之急亟的獲取；一件高貴的藝術品，一篇完美的小說，一首誠摯的詩，如果能使人們對於舊事物引起懷疑，對於新事物引起喜愛，對於不合理的現狀引起不安，對於未來引起向往；因而使人們有了分化、有了變動、有了重新組織的要求，有了抗爭的熱望，這一切，豈不就是最明顯的宣傳力量嗎？
中國抗戰是今天世界的最大事件，這一事件的發展與結果，是與地球上四萬萬人的命運相關的，不，是與全人類的命運相關的。而中國人之能享受人所應有的權利或是永遠被人奴役與宰割，將完全被決定在這次“抗戰”的勝敗上。詩人，永遠是正義與人性的維護者，他生活在今日的世界上，應該采取一種明確的態度：即他會對於一個掙紮在苦難中的民族寄以崇高的同情吧？詩神如帶給他以啟示，他將也會以撫慰創痛的心情，為這民族的英勇鬥爭發出讚頌，為這民族的光榮前途發出至誠的祝禱吧？
我們，是悲苦的種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積壓下來的恥辱與憤恨，都將在我們這一代來清算。我們是擔戴了曆史的多重使命的。不錯，我們寫詩；但是，我們首先卻更應該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我們寫詩，是作為一個悲苦的種族爭取解放、擺脫枷鎖的歌手而寫詩。詩與自由，是我們生命的兩種最可貴的東西，隻有今日的中國詩人最能了解它們的價值。
詩，由於時代所賦予的任務，它的主題改變了：一切個人的哀歎，與自得的小歡喜，已是多餘的了；詩人不再沉湎於空虛的遐想裏了；對於花、月、女人等等的讚美，詩人已感到羞愧了；個人主義的英雄也失去尊敬了。
新的現實所產生的一切新的事物，帶來了新的歌唱，作為中國新詩新的主題的應該是：這無比英勇的反侵略的戰爭，和與這戰爭相關聯的一切思想與行動；侵略者的殘暴與反抗者的勇猛；產生於這偉大時代的英雄人物；民主世界之保衛，人類向明日的世界所伸引的希望；等等。
人類世界將會有一日到達新的理想：那種橫亙於幾千年曆史裏的原始性的屠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是會消滅的；全人類的智力與體力都在對於自然之更廣大的利用與克服上顯出力量來；而且，人類將會無限地發揮自己藝術的創造力，而所有的努力也將會專心在如何以增加萬人的愉悅；這樣的聲音，已經召喚在我們這時代的最忠實的詩人的願望中了。
但是，現在卻是悲慘而又淒苦的一些歲月向我們流來。我們每天所過的生活都像是被壓倒在一個難於掙脫的夢魘裏，我們連呼吸都感到困難……中國實在太艱苦了，它正和四麵八方所加給它的危害相搏鬥。貪婪的舊世界想把它犧牲給法西斯的強盜們——以四萬萬的生命去喂養那些胸口長毛卻又穿著燕尾服的軍火商和軍閥啊！以幾千年來都是屬於我們自己祖先的這國土，給那些手裏握著血刃的殘暴者去踐踏，並且將由他們來奴役我們和我們的無數的未來者啊！
詩人們，起來！不要逃避這曆史的重責！以我們的生命作為擔保，英勇地和醜惡與黑暗、無恥與暴虐、瘋狂與獸性作鬥爭！
在今天，無論詩人是怎樣企圖把自己擱在這一切相對立的關係之外，他的作品都起著或正或反的作用，誰淡漠了這震撼全世界的正義的戰爭，誰就承認了、幫助了侵略者的暴行。
有良心的不應該緘默。用我們詩篇裏那種依附於真理的力量，去摧毀那些陳腐的世界的渣滓！而我們的作品的健康與太陽一樣的爽朗的精神，和那些靡弱的、萎頹的、癱軟的聲音相對立的時候，也是必然會取得美學上的勝利的。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