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於是我在戰爭中看見了陰影，看見了危機。早在三年前，我已看見了汪精衛的動作與表情，與一個像發自播音筒裏的沒有生命的語言。還有，他的那顆被包裹在肋骨裏的，早已腐爛了的心。
我以悲哀浸融在那些冰涼的碎片一起，寫下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我不幸地發現了：……
中國的路
是如此的崎嶇
是如此的泥濘呀。而我更使自己知道戰爭的路給誰走是最艱苦的，而且也隻有他們才會真的走到戰爭的盡頭，才會真的從自己的手裏建造起和平——真的和平，而不是妥協，不是屈服，不是投降，不是掛白旗的和平。
四
我到了北方。在風沙吹刮著的地域我看見了中國的深厚的力量。每天列車運著無數的士兵與輜重與馬匹馳向前線。
我曾和一些朋友，在車站上和潮濕的泥地上睡眠——為了向民眾宣傳。我曾看見了有些人如何對抗戰怠工，如何阻礙著發動民眾的工作。但我更看見了民眾的力量在無限止地生長，擴大到任何一個角落——當我每到一個地方的時候，都會遇見一些純樸的青年，因愛好真理而愛好了文學和因愛好了文學而愛好了真理是一樣的，他們都是最勇敢而堅決的戰鬥員。我也接觸了一些民眾，他們已學會了理解戰爭，他們的語言常常流露了自己單純而最本質的願望。他們是新的中國的基本的構成。
回到武漢之後，我在這種新的信心裏，寫了《向太陽》，以最高的熱度讚美著光明，讚美著民主，寫了《吹號者》，以最真摯的歌獻給了戰鬥，獻給犧牲。
《他死在第二次》是為“拿過鋤頭”的、愛土地而又不得不離開土地去當兵的人，英勇地戰鬥了又默默地犧牲了的人所引起的一種憂傷。這憂傷，是我向戰爭所提出的，要求答複與保證的疑問。
不久，我就回到了農村。寫了許多田園詩，這些詩多數寫的是中國農村的亙古的陰鬱與農民的沒有終止的勞頓，連我自己也不願意竟會如此深深地浸染上了土地的憂鬱。
但是假如我們能以真實的眼凝視著廣大的土地，那上麵，和著霧，雨，風，雪一起，占據了大地的，是被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搜刮空了的貧窮。這是比什麼都更嚴重而又比什麼都更迫切的：就是合理地解決土地問題。這是抗戰建國的基本問題之一。
今年五月初，我寫了《火把》，這可說是《向太陽》的姊妹篇。這是我有意識地采用口語的嚐試，企圖使自己對大眾化問題給以實踐的解釋。
最近我正集中全力寫長詩《潰滅》，以法國政府拂逆了民意，驅迫人民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到危急時又懼怕武裝民眾，最後不得不屈膝求和，出賣了國家和民族的經過。
此外我寫了一些散文；寫了幾篇論文；一篇《詩人論》，一篇《詩論》。
五
在這三年間，我寫了近百首短詩；寫了《向太陽》，《吹號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長詩；寫了《我們要戰爭嗬——直到我們自由了》，《反侵略》，《仇恨的歌》，《通緝令》，《大不列顛的彌撒》，《哀巴黎》，《強盜同盟》（未發表），以及關於捷克的，關於周作人的等政治詩。
有人向我戲謔地說：“你真是一個斯達哈諾夫運動者。”聽了心裏很不愉快。我想假如我向敵人放射幾顆子彈，人們是不是也要戲謔我呢？不會的。
那麼我是不是為了這戲謔就不寫詩了呢？不會的。
我永遠渴求著創作，每天我像一個農夫似的在黎明之前醒來，一醒來，我就思考我的詩裏的人物和我所應該采用的語言，和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能有一分進步——雖然事實上進步得很慢。
即使我休息了，我的腦子還是繼續在為我的詩而轉運著。甚至在我吃飯的時候，甚至在我走路的時候。
我說過這是一種苦役。
而我始終不願意放棄這苦役——自從我隻留下這唯一的武器了，我不再有其他的武器比寫詩更運用得熟練了，自從我不再畫畫了之後，它已成了我唯一的可以飛出子彈的出口孔了，假如把這出口孔塞住了，這是要在沉默裏被窒死的。
六
批評家們對我的作品曾直率地說了一些話。他們的讚詞我不願意提起，他們的非難大致有如下的幾點：
有的說我被象征主義所損害。他們以為我的手法，是象征主義的手法呢？還是我的氣氛是象征主義的氣氛呢？
我不隱諱我受了象征主義的影響，但我並不歡喜象征主義。尤其是梅特林克的那種精神境界。
我的詩裏有些手法顯然是對於凡爾哈侖的學習——這位詩人如此深刻又廣闊地描寫了近代的歐羅巴的全貌，以《神曲》似的巨構，刻畫了城裏與鄉村的興衰的諸麵相，我始終致以最高的敬仰的。而他的那種對於未來世界的向慕與人類幸福彼岸之指望，更是應該被這艱苦的世紀的詩人們公認為先知者的聲音的。
我希望我們的批評家所非難的是詩上的象征主義，卻不是詩的象征的手法。
有的說我有自然主義的傾向，這是源於我的有些詩，采取了冷靜的或是反撥的態度去寫作的一種誤解。我厭惡浪漫主義，但我也厭惡自然主義——它們同樣是萎謝了的風格。
有些人為我的詩裏的憂鬱辯護；而另外的一些人則非難我的詩裏的憂鬱；更有的則在我的詩上加上“感傷主義”的注解。（對於最後這種脂肪過剩的意見，我是要拒絕的。）
我如何解釋我的憂鬱呢？這就是說，我如何能使自己完全不憂鬱呢？我所看見的東西真的就完全像你們所看見的那樣快意麼？還是我非把任何東西都寫成快意不可呢？我相信，我是渴求光明甚於一切的，假如看過我的《向太陽》和《火把》的人，他們當會知道，“憂鬱”並不曾被我烙上專利的印子。我實在不歡喜“憂鬱”啊，願它早些終結吧！
還有一種比較更嚴重的意見，說我和民眾的接近不夠，另外的則說我的詩裏知識分子的氣味太濃……這些是事實，我願意領受這聰明的批判。
這一切，對於我都是好的，可貴的。由於他們的出發的善意，我在這裏感激他們——雖然他們好像都隻是根據我的詩的一部分而下結論。
我相信，這些意見對我的創作多少是有幫助的。
七
我的作品陳列在讀者的麵前。隻有讀者是最有權利檢閱它們的。也隻有作品本身最能說明我的一切——思想，情感，手法，語言，等等。
存在於我的詩裏的缺點竟如此之多，賢明的讀者和權威的批評家們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向太陽》是我自己比較歡喜的，當寫成快要付印的時候卻加進了一節“群眾”，這就顯得不很調和了，所以單行本裏，把“群眾”刪去了。
《他死在第二次》因為寫作的時間很久，時寫時輟，所以全詩不能統一，有幾段並且連格調也不一致（如“一念”與“挺進”），所以我自己並不歡喜。
《吹號者》是比較完整的，但這好像隻是對於“詩人”的一個暗喻，一個對於“詩人”的太理想化了的注解。
《火把》是對於“人群”、“動”、“光”的形象。當然，這形象必須有思想的內容，有生命。它的思想內容就是“民主主義”。一個友人說，這詩假如在“武漢時代”（指以武漢為抗戰中心的時期）寫成就好了。這友人大概有些感慨於現狀吧？但“民主主義”並沒有死啊，反之，它卻無限止地在生長啊——
其他的一些政治詩，本來都隻是被某些新的現象刺激了隨時所發生的一些反射。有人以為我的詩政治性不夠。以為我不關心時事。其實我是很關心中國以及世界的時事的變化和發展的，我更以一個中國人民的資格，渴望著中國政治的進步，隻是我從來不曾強迫自己為每天的時事，作有韻的報告而已。
八
新的歲月又向我走來，我將以全身激動的熱情迎接它。它將載著勝利的冠冕而來。
為了迎接它，我將以更大的創作的雄心來為它譜成新的歌。我將忠實地追蹤著它前進。我要以創作作為我的思想的行動，爭取自己的預言的實現，證實自己的誓言。
為了勝利，我將更大膽地處理我的人物的命運；為了勝利，我將更無畏地安置為這個時代所不應該隱瞞的語言。
我將學習謙虛，使自己能進步；我將更努力工作，使自己能不慚愧生存在這偉大的時代。
我沒有一天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更充實，使我的聲音更廣地進入人民的心裏；因此，我願意人家批評，嚴正的批評，我一定會歡喜而且感激，隻要他們的出發點，是為了抗戰，為了勝利。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