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現手法上，可以看到詩中繪畫的手法，如：速寫《乞丐》、《補衣婦》；素描《刈草的孩子》、《冬天的池沼》、《水鳥》；用油畫的手法寫的，如：《曠野》、《公路》。不要故弄玄虛——不要讓人家猜謎語似的讀文章，不搞文字遊戲。
一個健美的女人不依賴華麗的衣服；肉體的健康才是純正的美。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不要修飾。
詩的主要的構成部分是形象思維所帶來的美，而它是依附在內容一起的。警句是概括力量強的，富有哲理的語言；
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質，最富有機智的語言；
警句產生於哲理中。
抓住事物的矛盾，擊中要害，給人以深刻的啟發。
用普通的口語，蘊藏著顯而易見的哲理，在於豐富的生活積累。
沒有對人生的深沉的思考，不可能取得人間的奧秘。
不理解語言的性能，不可能寫出動人的詩。
五、 抒情詩與敘事詩
詩，原是屬於感情的。
抒情詩主要是表達一種情緒。抒情詩所要求的是純粹的感情。
詩要有強烈的感情。用普通的感情和一般的感情所寫的詩，是不能激動人心的。
抒情詩所要求的，是詩人對自己或對於世界出於直覺的抒發。
抒情詩，無論喜、怒、哀、樂都離不開情緒，抒情詩一離開情緒，就成了沒有水分的物質了。抒情詩並不含有明顯的情節，它的情節隻是沿著感情的波動而出現的變化。盡管表達的方法不同，都離不開情——詩人內心的活動。這樣，就比較容易接觸到所謂“抒情詩”的內核。抒情詩好像是剛從樹上摘下的果子；也好像是早晨帶著露水的花，要是經過理智的火烤炙，就要幹癟了。
即使是思想，在抒情詩裏，也需要以感情為引導；排除了感情和引導，就喪失令人接受的階梯。敘事詩，也可稱為史詩。
敘事詩的標誌，是它具有連貫性的情節。
敘事詩也同樣要有較多的感情的分量；敘事詩，或者基於想象的情節的詩，總是比較能感動人。敘事詩離不開虛構的成分；虛構的成分，就是想象的成分。
我沒有當過號兵，我寫了長詩《吹號者》；我沒有負過傷，寫了長詩《他死在第二次》；我沒有參加過火炬遊行，寫了長詩《火把》。它們雖然沒有任何真實事件作為依據，卻都具有情節的連貫性。
有的詩，有事實的依據，如《雪裏鑽》、《我的父親》。不帶抒情的敘事詩，讀者的反響沒有帶抒情的敘事詩那麼大。
同樣采用民歌的形式寫的敘事詩如《黑鰻》、《藏槍記》，前者有很多想象的依據，後者則完全是根據事實寫的，像押了韻的記事文，成了失敗的例子。
這就足以說明敘事詩也同樣需要抒情的成分。我的長詩《向太陽》和長詩《光的讚歌》都屬於抒情詩的範圍；而長詩《在浪尖上》、《古羅馬的大鬥技場》和《清明時節雨紛紛》則很難劃分它們屬於抒情詩還是屬於敘事詩了。在敘事詩裏，有的並不依靠形象思維進行創作活動的，隻是平鋪直敘刻畫事件，但它們都押了韻，例如杜甫的“三吏”和“三別”，全詩找不到一個比喻，隻是由於情節的動人而流傳的。借某一事物表達思想的詩，通常叫“詠物詩”。詠物詩也常常被認為是哲理詩。
抒情詩偏重感情的成分，詠物詩偏重理智的成分。
哲理詩，完全出於理智的作品，在平靜的外表下，蘊藏比較深刻的機智。
缺乏機智的人寫哲理詩，像一個不會玩魔術的人變戲法，使人看了淡而無味。
從一粒砂子看宇宙，從一滴水看世界，是富於想象的詩人。但在一個沒有想象力的人的眼睛裏，一粒砂子不過是一粒砂子，一滴水也隻是一滴水。
我寫的短詩，許多屬於詠物詩。
六、 構思與靈感
構思要引人入勝。像魔術師手裏的手帕，它可以蓋住一個空杯子，讓你去猜杯子裏究竟有什麼——也許什麼也沒有。
讓讀者跟著你走，不管走到頭是什麼。麵對一塊玉石，考慮能雕成什麼呢？
怎樣才不致於糟蹋玉石？
你的勞動就是思考，要想的比寫的多。
思想是蝴蝶。可能想了一天，捉不到一隻蝴蝶。安排得好才能感動人——如何找到矛盾的核心，如何把矛盾表現得明快。
意境產生於構思。
事物是複雜的，即使在同一棵樹上結的果子都不一樣。
看了正麵，也看了反麵，觀察得仔細一點，想得深一點，挖得深一點。
千萬不要重複人家已經發現了的；如果你隻是重複人家的，你又何必存在呢？隨時為接待“靈感”而敞開大門。
“靈感”不是不速之客；是不期而遇的朋友；它常給人突然襲擊。
“靈感”是沒有時間觀念的。它來之前不會通知你。
但是，你應該像接待老朋友一樣接待它。在敘事詩裏，具有多次的靈感的彙集。
它或許帶給你一束鮮花；
或許帶給你一個意念；
或許是一瓶冰鎮汽水；
或許帶給你一件小禮物；
或許隻是低著頭，一聲不響
——帶給你一個朋友的訃告。有時，它竟幾個月不來，
甚至是一年不來；
你久久懷念著它，它也不來。
它和你斷絕來往了，
幾年之後，突然在路上遇見了。一九七八年十月香港的《海洋文藝》上發表了陳浩泉的《三岔口》，隻有五句，卻寫出了一場武打：一張桌，一張椅
就打出了萬千花式舞台上亮堂堂
劉利華和任堂惠
卻把它打成了漆黑一團！我也在別的地方，看到一些短詩，也有巧妙的構思：寫自行車，隻用了兩句：我隻有前進
才不會跌倒七、 悲苦的年代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前一天，我寫《複活的土地》時，曾說：“你悲哀的詩人呀，也應該拂去往日的憂鬱……”同年，我在《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曾說：“流浪與監禁，已失去了我青春的最可貴的日子。”這些都是我的真實的心情。
有人以為我隻會寫愁苦的詩。我說過：“我有大量的詩寫自己，但我寫自己都和時代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離開了這個時代，就找不到我的影子。”（見1981年第4期《詩探索》）“通過個人寫時代，或是通過時代寫個人都一樣，個人和時代是不可分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