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銘傳馬上生起病來，而且相當嚴重，已到了臥床不起的地步，李昭慶劍走偏鋒，說突然對陽光過敏，躲在屋子裏不敢出來。
曾國藩氣得渾身發癢，他知道，如果沒有李鴻章撐腰，劉、李二人絕不敢如此放肆。胡亂在身上抓了幾把後，他的癬稍安了一會。攤開紙，醞釀了半天，開始給李鴻章寫信。
他說：“現在淮軍一部既歸我管轄，那麼閣下應該當甩手掌櫃。凡有人向你請求，你應該置之不理。如果號令不從我這裏出，我要這支軍隊有何用？當擺設嗎？你總擔心我對你的將軍們嚴苛，其實我已老了，人一老，就有了慈悲之心。我常擔心過於寬大，絕無嚴苛之理。我現在常存了為父為師之心腸，責罵他們，激勵他們，無非是希望他們能有所成就，做一個對江山社稷有用的人。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罷，我現在以你老師的名義和你約定一下，以後對你的淮軍將領，除了撤職以外，其他任何事，你都不要過問。如果你認為我的命令有問題，可密函來告，我們再協商。”
這封信情緒頗為激動，但又不失分寸，李鴻章同意縮手回來，劉銘傳如有神助，大病立即好了，李昭慶宣稱他也需要透透氣。二人都走出臥室，聽從曾國藩的調遣。
表麵上看，一切都好，其實艱難還在後頭。
隻有苦勞
曾國藩“四地駐防、機動部隊追擊”的軍事方略其實就是以有定之兵，製無定之寇。在理論上，這種辦法天衣無縫，但實踐起來，就發現這是紙上談兵。
四鎮之間相距數百裏，空隙極大，撚軍往來穿行，流動自如，縱橫馳騁於河淮之間的千裏平原上，根本不必和四鎮沾邊。曾國藩的機動部隊疲於奔命，產生的效果和僧格林沁一樣：苦勞無功。
曾國藩經過多日的反思，重新調整戰略：僅留少數弱兵駐防徐州、濟寧、周口、臨淮，又加了個歸德鎮，剩餘的士兵全部充當遊擊之師，分數路跟蹤追擊撚軍。
他本以為這樣能收到奇效，想不到仍是徒勞無功。這緣於他部隊的質量，1865年初冬時，經過毫無質量的擴充，曾國藩剿匪部隊已達七萬人，但真能打的隻有劉銘傳兵團。撚軍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劉銘傳在山坡出現，撚軍馬上就在山穀消失。
不過對於曾國藩的其他遊擊部隊，撚軍就毫不客氣了。先帶著對方繞圈子，繞得對方氣喘籲籲，突然調頭，以騎兵猛衝，步兵在後麵砍殺。所以當時的情況是：劉銘傳兵團四處找撚軍，很怕找不到；而其他兵團四處躲著撚軍，很怕黴運當頭和撚軍撞上。
於是，天下人都看到一個奇異的畫麵：撚軍在各地龍騰虎躍，曾國藩的人馬則萎靡不振，焦慮愁苦。
尤其是河南反對撚軍的民眾紳士們，對曾國藩這種消極戰略大為不解，氣憤難平。他們舉例說，當年僧王（僧格林沁）睡覺都不下馬，一日急行軍數百裏，追擊撚匪，金戈鐵馬、刀光血影，好不快活，好不驚豔。可現在曾大帥，就像是被霜打的茄子，自他和撚軍開戰以來，從他那裏就從未傳出過任何振奮人心的消息。這樣打，恐怕……
這也是慈禧的憂慮，她覺得曾國藩太懦弱了。其實隻要她肯回顧，就知道這本來就是曾國藩打仗的風格。曾國藩向來避免短兵相接的戰鬥，他希望把敵人圍死，或者是讓敵人來攻，防守永遠比進攻的成本低。
曾國藩曾對人說，帶兵的第一戒就是：先保存自己，活下來。離開這一戒，其他都是扯淡。
在和撚軍交手多次後，曾國藩不無憂慮地說，“我打不了這種仗啊，當初和太平軍打，隻有在突然遭遇時才偶爾短兵相接，這種場合幾年都遇不到一次。可現在和撚軍打，隻要碰上，處處都是短兵相接，我不擅長這種打架風格！”
所以當慈禧的聖旨斥責他太過迂緩，不如僧格林沁勇猛時，他平靜地“反駁”道：“僧格林沁隻是表麵勇猛，下場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撚軍不同於太平軍，我還在琢磨具體的戰法，少安勿躁，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他勸人家不要心急，他自己卻已心急如焚。駐防和機動部隊跟蹤追擊無法奏效後，他又別出心裁想到自認為很妙的一招：防河。
所謂防河，就是利用自然河道限製撚軍的活動區域，這自然河道包括運河和黃河。
1866年3月，曾國藩把指揮部從徐州移至濟寧，沿途勘察運河、黃河，根據自然地形劃出若幹區段，由直隸、河南、山東各省的部隊和淮軍分段設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