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弟子蕭惠特別喜歡佛道，大概是功夫未到，所以到處胡謅。王陽明就提醒他：“我年輕時也特別迷戀道佛，讀遍了二家的經書，自以為有所得，又自以為儒學不足學。後來在蠻荒的貴州龍場驛站待了三年，終於大徹大悟，發現了儒學的簡易廣大。我當時懊悔得淚流滿麵，錯用了三十餘年的力氣。你既然來我門下，就專心學儒學，萬不可步我的後塵。”
這段話可看作是王陽明的懺悔，誠意十足。他懊悔的無非是篤誌道佛，而篤誌道佛必從讀書開始，一言以蔽之，他覺得道佛的經書不該讀。
有弟子問他：“王老師詩詞歌賦樣樣神通，能否推薦個書單？”
王陽明正色道：“辭章之學，純是簸弄精神，一無是處。孔子說‘辭達而已’，隻要能把一件事說清楚，何必在遣詞造句上浪費功夫？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德是根，言是枝葉，不培養根哪能有枝葉？一味地重視枝葉，你的根豈不是爛得更快？！”
又有弟子問：“王老師您用兵如神，到底用的是哪家兵法？”
王陽明一笑道：“兵法，我倒是讀了很多。不過，我哪家兵法也沒用，我隻是學問純粹，養得此心不動而已。此心不動，就可隨機而動，在戰場情況朦朧不明時，瞬間能發現問題所在。能做到這點，就可百戰百勝。”
有弟子不懷好意地問道：“照您這麼說，沒必要讀書了？”
王陽明看了他一眼，把這名弟子看得毛骨悚然。直到這名弟子在心上承認不該開這種玩笑了，王陽明才慢悠悠地說：“書，必須要讀，但要讀好書。”
所謂好書，就是那些原汁原味的經典。王陽明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書越來越多，但經典少之又少，隻有最原始的那幾本。後人紛繁的著述，內容過於龐雜，思想毫無突破性，隻是在聖賢的那幾本經典中打轉轉。
所以王陽明認為，秦始皇燒書在這種意義上有其合理性，因為戰國末期的書太多了，內容駁雜不堪，說什麼的都有，看多了這種書，隻能增長過多的人欲，減少了心中已有的天理。
為什麼要讀聖賢經典？下麵這段他和徐愛的對答給出了明白無誤的答案。
徐愛說：“有時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這本書，如果沒有《左傳》作解，人們大概很難讀懂。”
《春秋》記事，一個標題就是一件事，然後就沒有了。《左傳》記言，你說我說大家說，但內容大都緊扣春秋裏的標題。徐愛就認為，《左傳》是《春秋》的擴編和注釋版。
我們今天所見的《春秋》是經過孔子刪定的，王陽明認為孔子刪定《春秋》就是聖人作經的典範：“比如寫‘弑君’，弑君是罪過，為什麼還要問弑君的經過呢？討伐的命令該由天子發布，寫‘伐國’，就是說擅自討伐某國便是罪過，為什麼還要問伐國的經過呢？聖人傳述六經，隻是為了端正人心。”
“孔子常依據人們的問題，對各自的程度與性質作不同的回答。他也不願多講，隻怕人們在語言上挑剔，所以他才說：‘予欲無言。’如果是些滅天理縱人欲的事，又怎能詳細作解呢？詳細地告訴人們等於是讓人知道了如何去行不仁不義之事呀！因此《孟子？梁惠王上》中講道：‘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桓’是齊桓公，‘文’是晉文公，二人都是淩駕於西周天子之上的霸主，孔子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悖禮法，所以關於他們的事從不說）這就是孔門家法。世俗的儒者隻講霸道的學問，因而他們要精通許多陰謀詭計。這完全是一種功利心態，與聖人作經的宗旨南轅北轍，他們怎麼想得通呢？”
說完這通話，王陽明不禁感慨起來：“一般人，我不會和他說這些。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實他的意思是，很多書津津樂道於殺戮的記載，毫無天理，極容易引起讀者對暴力和人欲的聯想。人知道太多惡事，就會激發他內心的惡。所以你看，在《尚書》中，即使是堯、舜、禹年間的曆史，不過隻有數篇。除此之外，難道再沒有值得稱道的事嗎？當然有，可大概和天理不符，就都被孔子刪掉了。由此可知聖人的意圖，是剔除繁文，後儒則要狗尾續貂。”
這就是王陽明對“勤讀書”開出的書單：它必須是原汁原味的經典，也就是當時流行於世的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這些書的內容都是激發人內心中固有的善意和智慧的，用今天流行的話來說，充盈著滿滿的正能量。
無論哪個時代，人們都傾向於名著經典。所謂名著經典，非是章法奇特，文采紛呈，也不是流傳深遠，有某些偉人的推薦。它隻是符合下麵這個特征：無論是什麼形式，它們都在宣揚著人類最純粹的善，擯棄人類最卑鄙的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