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表麵上告訴我們，不能實行填鴨教育。其實，反過來看，王陽明隻是告訴你，根據每個學生的資質，要量他們的力而行，並非說，不讓他們背誦詩歌。
詩歌必須要背誦，而且要反複背誦。中國古人講，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很清楚地說明了背誦的重大意義。
所謂反複背誦，就是重複訓練。中國古代教育極力主張以大量背誦來鞏固知識，提升記憶力，有人鄙視為“填鴨式”教育；而西方主張以理解代替背誦，二者可謂涇渭分明。
按王陽明的看法，背誦是必須的，而且要極端嚴肅。因為孩童不是成年人，他沒有自己的判斷，必須要家長替他做出判斷。為了涵養其知識、素養與自律，強製他遵守嚴肅的課堂紀律，尊重老師，死記硬背就成了必然。
陽明心學把人心所具備的能力（現代被稱為認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知”：感應神速，是直覺、本能，根本不需要我們後天的努力就可完成任務。第二部分則是“行”：它需要我們專心致誌，謹慎思考，運行時需要分析和推理的介入。
由於知行是一回事，所以這兩部分缺一不可，等於是一部分。不過，我們很容易就注意到，“知”控製了本能行為。比如你走路，兩條腿交替邁出，這實際上就是直覺、本能；你在街上突然餓了要吃飯，然後想到要吃漢堡，這也是直覺；接著你去行，吃漢堡時不要一口塞進去，因為意識告訴你，會噎死的。
重複訓練所鍛煉的正是你的“知”。詩歌能讓人心性高尚，古代的絕大多數文章都充滿著正能量，所以反複背誦它們時就能把你良知所具有的高尚心性和正能量激發出來。
當你具備了高尚的心性和頭發裏都散發的正能量後，你的“行”自然就具備了正確的方向和能力。其實，背誦功夫就是致良知的一個過程。
這就是王陽明所謂的“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也可以這樣理解：唯有知之真切篤實（倒背如流）才能行之明覺精察。
我們隻要理解了這些，才能明白，為何中國古代的那些優秀人物，諸如劉伯溫、王陽明、張居正等人為何小時候都是過目不忘的神童，並且死記硬背了很多經典書籍。確切地說，他們把自己的良知光明得很好。
《教約》的最後，是一天的學習考核。我們注意王陽明主張的次序：德行，背誦課文，禮儀和課業，解釋課文，詩歌朗誦。
在道德至上的古代中國，德行永遠都排在第一位，第二個就是死記硬背的童子功。依此順序，或者說依《教約》，凡是家長皆能培育出優秀的孩子來。
盡孝是盡心，而非表麵的道理：《書諸陽伯卷·甲申》
原文
妻侄諸陽伯複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
他日，複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
複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以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
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
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為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譯文
我夫人的侄子諸陽伯又請我講心學，我就和他談了“格物致知”之說。
有一天，他問我：“致知，就是致我心之良知，我聽您講過了。但天下事物的道理是無窮的，真的‘致良知’就可窮盡？有些事是不是還要求於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