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新告訴他道：“心的本體是本性，人的本性就是天理。天下怎麼會有心外之性？又怎麼會有心外之理？怎麼可能有理外的心？不用心去求理，這是告子的‘義是外在’說。理，是心的條理，是心所發出而讓人可見的。心發到父母身上，就是孝的理，心發到君主身上，就是忠的理，心發到朋友身上，就是信的理。千變萬化，無窮無盡，隻不過是一心生萬理。所以，以容貌的端莊和內心的平靜為養心，以學而問之、思而辨之為窮理，這是把心和理一分為二了。按我的看法，容貌的端莊和內心的平靜也是窮理，學而問之、思而辨之也是養心。這並不是說，養心之時就沒有理在，窮理之時則沒有心。這是古人的學說所以能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的學說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陷入支離破碎之境的原因。”
諸陽伯又問：“那麼，朱熹所說的怎樣算做到讓父母冬天溫暖夏天清涼，如何做算奉養合宜，是不是致良知呢？”
我回答：“這隻是良知，還不能算是致良知。知道如何做到讓父母冬天溫暖夏天清涼，則必須要去做，而後才算是致了良知；知道如何做到奉養合宜，則必須要去做，而後才算是致了良知。如果隻是知道如何如何，就說是致良知了，那誰不能致良知？《易》說：‘知到了，就去做，才是致良知。’這是孔子不易之教法，必須用百世的時間，來等待對此理解通透而不會有疑惑的聖人。”
評析
這封家信在王陽明家訓中異常重要，因為它直截了當地談了王陽明心學的一個理論——心即理。
《傳習錄》中有這樣一段話，更為簡易明快地說明了心即理。
有弟子問王陽明：“至善也必須從事物上求取嗎？”
王陽明說：“你的心純是天理就是至善，它怎麼可能從事物上獲得？你舉個例子來說。”
弟子說：“比如孝敬父母吧，怎樣才能保暖避暑，怎樣才能恰到好處地奉養，該講求適當才是至善。基於此，才有了‘學問思辨’的功夫。”
先生說：“如果孝敬父母隻講求保暖避暑和奉養恰好，一兩天時間就可講清楚，還說什麼‘學問思辨’的功夫？保暖避暑、侍奉父母雙親時隻要求己心純為天理，如果沒有學問思辨的功夫，就很容易差之毫厘而失之千裏。所以，即便是聖賢，也要再加‘惟精惟一’的訓示。如果認為把那些禮節講求得適宜了就是至善，那麼，有些演員在戲中恰當地表演了許多侍奉父母的禮節，他們也就可稱為至善了嗎？”
“心即理”是王陽明在龍場悟道後由“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變化而出的一個理論，它是王陽明心學的世界觀。簡單而言，所謂“心即理”就是，心在物（事）為理，有此心即有此理，無此心即無此理。
也就是說，心和理是一回事。
心在我們體內，遇到事時，我們的心動了，它就成了理。我們如果真有忠誠君主的一顆紅心，就必能產生如何忠誠君主的道理，這道理不須去外麵尋求，它就是我心。可如果我們沒有忠誠君主的一顆紅心，就絕對產生不了如何忠誠君主的道理，縱然做得再好看，也不過是戲子演戲，是假的，因為它和我們的心不匹配。
正因為心可生萬理，心也就能生萬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天下一切道理都在我心。
有弟子對這個理論並不十分理解。他問王陽明：“天下一切道理若都在我心，比如侍奉老爹的道理我可以在心中得到，可那些噓寒問暖、早晚請安的細節，難道不須講究、不須去外界學習嗎？”
王陽明說：“當然要學習，但要有個主次。比如寒冬時的保暖，也隻是要盡己之孝心，不得有絲毫私欲夾雜其間；炎夏時候的避暑，也隻是要盡己之孝心，不得有絲毫私欲夾雜其間。隻問自己的心。如果自己的心沒有私欲，天理至純，是顆誠懇孝敬父母的心，冬天自然會想到為父母抵禦嚴寒，會主動去掌握保暖的技巧；夏天自然會想到為父母消暑，會主動去掌握消暑的技巧。防寒消暑正是孝心的表現，但這顆孝心必是真誠無欺的。我用一棵樹來比方吧，樹根就是那顆誠懇孝敬的心，枝葉就是盡孝的諸多細節。一棵樹，它必須先有根，然後才能有枝葉。你何曾見過有的樹是先有了枝葉，然後才有根？”
由此可知，王陽明並不承認在孝順上有道理、技巧可言。縱然有，也是枝葉，而真正的根本則是內心的良知。
這就是隻要你用心，就能得到真理的定論。因為，心即理。
王陽明無非是想告訴我們，我們有能力創造一個符合我們心意的世界，而和外麵那個客觀存在的肮髒世界涇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