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逝世後，許多中外政要和學術界人士為之撰文紀念。在考古研究所工作過幾十年的考古學家王仲殊、王世民講：“夏鼐先生對中國考古學的巨大貢獻，首先表現在對中國史前考古學進行了長時期的創造性研究，不斷地拓寬道路，引導大家走向新的境地。主要是根據可靠的發掘資料，改訂黃河上遊新石器文化編年體係，規範考古學上的文化命名，提出中國新石器文化發展多元說。他還是現階段最早從考古學上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著名學者。”又說：“夏鼐先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我國與世界各國在考古學領域進行學術交流的總代表。他的卓越學術成就，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普遍重視，成為我國學術界接受外國國家級最高學術機構授予榮譽稱號最多的學者。這是夏先生本人的榮譽，也是我國考古學界的光榮。”（《夏鼐先生的治學之路》，載《商周銅器與考古學史論集》，王世民著，台北：藝文印書館2008年出版）
在夏鼐主持考古所期間，與夏交往較多的日本考古學家樋口隆康說：夏鼐在考古所，“雖然也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驗時期，而他之所以能保持了中國考古學界頂峰的地位，是由於他高尚的人品以及專心一致力求學問上的精進。他不僅對於國內考古學，而且對於國際上考古學方麵的知識之淵博，涉獵範圍之廣泛，作為一個考古學者來講，也是無人可以與之匹敵的。”（樋口隆康《夏鼐先生與中國考古學》，載《中國文明的起源》，夏鼐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另外，日本著名學者三上次男也說道：“夏鼐的去世，使這位身材不高的巨人從地球上消失了。他在天上，從天空繼續發出強烈的光，照亮著中國考古學的道路。”
[14]榮孟源（1913-1985），直隸寧津人。1931年考入北平中國大學讀書，1932年參加反帝大同盟，在北平和家鄉之間來回折騰。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奔赴山西參加八路軍。1938年去延安，曾任八路軍總兵站衛生部股長，並先後在邊區師範和行政學院任教。後在北方大學和華北大學任教。1950年，從華北大學曆史研究室轉到新創建的中國科學院以範文瀾為首領的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據與其相熟識的趙儷生回憶說，在知識分子中，榮氏是個“最妙的人”，他應是最老的中共黨員，但不知為何，黨籍被開除了。此事要追溯到延安時代。那時他是延安師範的教導主任，延安師範奉中央命令，校址要與西北局調換，學生們不同意，榮的“小農意識”也出來作祟，“為什麼我們辛苦一場打好的窯洞要讓給高麻子？”於是興起風潮，教員罷教，學生罷課，由榮執筆起草了《上毛主席書》。隔一日，毛的批示下來，四個大字，“豈有此理”。群眾歡騰了，“毛主席都說西北局豈有此理嘛！”誰知周揚到來，代表邊區教育廳宣布延師解散、停課整風，榮孟源停職反省。老榮的黨籍就這麼丟掉了。所以他滿腦子裝著“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這一類牢騷話（《趙儷生文集·籬槿堂自敘》，第五卷，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1957年運動一來，榮氏就自然地被打成“右派分子”。可能因為榮氏資格較老的緣故，在學術界名氣並不大的他，很榮幸與雷海宗、向達、陳夢家三位學界名流並列入“四大”。
[15]周一良《紀念陳寅恪先生》，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16]白化文《負笈北京大學》，載《萬象》，第8卷第2期，2006年5月。
[17]《聯大八年》，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新星出版社2010年出版（原為自印小冊子）。
[18]唐蘭《右派分子陳夢家是“學者”嗎？》，載《中國語文》，1957年第11期。文中提到潘山、秦華的批陳文章亦發表於本期。另據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世民說：在老一輩古文字學家中，陳夢家屬於晚於唐蘭、於省吾、容庚等人的一輩，平時陳最敬重於省吾，於也最器重陳。就掌握資料而言，前輩們都沒有出去過（截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於省吾才去了一次香港，返回即一病不起），基本上沒有接觸過外文書刊。陳的缺點，最突出的是傲視他人，在文人相輕的情況下，更為前輩所不容。加以“反右”時的形勢，唐蘭想追求進步，表現積極（這與“三反”時在北大被鬥得很凶，最後被逐出北大，調往故宮，或有一點關係），發表那些批判陳夢家和其他的政治口號式的言論，可以給予同情的理解。相較唐的表現，於則不然，“反右”中批陳的會，於省吾拒絕參加，在陳夢家夫妻落難時，於還曾去過陳家。這一點頗令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