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冀中軍區極需武器彈藥特別是無線電收發設備，冀中軍區黨委便秘密派遣地下黨員張珍（原輔仁大學助教）赴平津組織一批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到根據地，輸運、製造烈性炸藥和收發報機的裝配。張珍領命後秘密潛往北平，打聽到輔仁大學的同學孫魯以及住在北平某教會學校的長老會長老黃浩（南按：黃與中共地下黨有來往，其子與張珍同學），孫與黃又找到了在天津留守的熊大縝（南按：孫後來由輔仁轉到清華念書，與熊一個宿舍）。在孫與黃的鼓動下，熊頭腦一熱，急火攻心，決定放棄南下計劃，不顧葉企孫勸阻毅然決然地奔赴冀中參加抗日。熊大縝安全到達預定地點後，很快被任命為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並著手籌建技術研究社，開展烈性炸藥、地雷、雷管等研製工作，以炸毀從北平到滄州、石家莊一線的鐵路，切斷日敵交通大動脈。同時研究、安裝短波通訊工具，以保證軍事通訊的暢通。要完成這一工作，就需要購買材料和尋找相關的技術人才，於是，熊大縝於1938年的端午節化裝打扮，悄悄潛入天津尋求恩師葉企孫幫助。
分別數日的師生相見，自是一番親熱交談，當熊大縝談了自己的情況與受領的任務後，葉很為熊的處境擔心，曾言：“縝弟去冀中任供給部長時，予即以為彼在區中無可靠的、素來相熟的、而且有見識的朋友，而即應此重任，恐無好果。”[34]葉企孫此言，不失為上海人的精明與幾度主持清華校務的“過來人”的經驗之談，後來的事實被他不幸言中，除了熊本人丟掉了性命，葉企孫也在許多年後因受株連而橫遭下獄。但當時國共在表麵上已形成了抗日統一戰線，全國範圍內興起了“抗戰第一，其他政治見解、個人利益均放在一邊”等抗日愛國口號和風潮，葉在為弟子擔驚受怕的同時，也認為“在全國抗戰時期，須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凡是確在做抗戰工作的人，大家都應鼓勵他們、支持他們”。[35]在這種思想和風潮感召下，葉企孫不但未阻止熊大縝的人生選擇和工作計劃，反而在留津的空隙秘密幫助熊接通關係，購買製備雷管需用的化學原料和銅殼，製備電雷管需用的鉑絲和控製爆炸用的電動起爆器等。同時按熊的要求，葉先後介紹了汪德熙、李廣信、閻裕昌、胡大佛等清華師生和職工及平津高校的畢業生去冀中軍區參加了“技術研究社”，開展各種軍火通訊設備的研製工作。
熊大縝得到葉企孫推薦的人才與材料回部隊後，在製造炸藥的同時，又用土辦法、土設備成功研製出了合格的槍炮彈藥。1938年9月，熊大縝等幾位技術人員與官兵一起，在平漢鐵路保定方順橋附近埋設了由“技術研究社”研製的TNT藥性地雷，將日軍的機車車頭炸得粉碎。自此，這種含TNT烈性炸藥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廣泛應用，使日軍聞之喪膽，吃盡了苦頭。當時呂正操部控製的冀中平原，既無山亦無森林，是打遊擊戰的禁忌，甚至在兵法上被視為“死地”與“絕地”。而呂部在無軍工物資彈藥來源的情況下，竟能與強大的日軍機械化部隊抗爭，除了巧妙的組織指揮和官兵英勇善戰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取決於熊大縝等愛國知識分子的加入，及其發揮的科學技術作用。正是科技人才和科技力量的加盟，抗戰八年，不但冀中軍區沒有被日軍消滅，反而創造了二次世界大戰史上的奇跡。因了這一奇跡，使許多抗日文藝作品的原型出在這裏，而且受到國外報刊的稱讚。當時有一位叫雷蒙德·保羅·陸登（Raymond Paul Ludden）的美國外交官，率領美國軍事觀察團深入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實際考察後，在撰寫的報告中說：“冀中的形形色色地雷和美國的火箭差不多，美國的技術在中國的晉察冀都有了。”[36]陸登為此專門向羅斯福總統建議，美國應直接與共產黨聯係，協同作戰。
由當時翼中軍區的作戰成果和美國觀察家陸登的報告，從另一個方麵證明了決定戰爭的主要因素不是地利，而是人，特別是掌握科學技術的人才。但自新中國成立後，在所有涉及冀中抗日戰爭的史著、文藝作品中，很難見到對知識分子的描述。在著名的《地雷戰》《地道戰》《平原作戰》號稱“三戰”電影大片中，均沒有科技人才和愛國知識分子的蹤影，有的隻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於偏僻的鄉村刻苦研製、發明巧妙神奇的地雷。——就藝術角度言，農民造地雷炸鬼子的故事顯得既熱鬧、新奇，又適應了“人民創造曆史”的理論導向，但就曆史事實論，則十分不符。或許正是後來的勝利者骨子裏對知識分子的輕視和不信任，才導致了熊大縝、葉企孫等知識分子群體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