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給胡適發信時，羅常培已在美國（我還看到一張傅、羅，還有董彥堂，三人在耶魯大學羅辦公室的照片）。羅從1944年離開昆明，經印度，去美國，前後4年，如果說“愈來愈糟”，我很難想象與學術有關，隻能是更有長進，這也是事實。聯大結束，三校各自東西的變動當中，“大洗牌”，是不難想象的（這在以後50年代，院係調整中，又是一次，牽涉到不少人），羅於1948年秋回國，職務是北大文研所的所長。這又一次印證了“桌下”的情緒，羅常培最不能釋懷的可能還是中央研究院評選院士時，把他排除在外。他在中央研究院7年，完成了4部專著，幾十篇學術論文。當時史語所語言組的三巨頭，趙、李、羅，各有所長，互相合作，又互不跨界。唯一的差別是羅沒有吃過“洋麵包”。
羅庸中先生有“出世”傾向，他的夫人到死都是“居士”。他們的遭遇比小說還要離奇。後來羅庸中先生去了四川的“勉仁學堂”，是梁漱溟辦的，更像做慈善事業。無論如何，二羅都不是政治人物。傅指的是第二個羅，還是兩個羅？當時，大羅被稱為“羅長官”，他管理太嚴。他可在係辦公室門上貼出本係暫不執行教育部X號通令之類，但對學生絕對關照。
嶽：傅斯年所指顯然是“兩個羅”，不是“第二個羅”，因為信中有“二羅皆愈來愈糟”的“皆”字，即證明是說羅常培與羅庸中二人。
羅：抗戰後，我姐姐的婚禮是傅主持的……我解釋不通為什麼“愈來愈糟”！
嶽：羅常培為何不隨傅斯年、胡適等人南飛，赴台灣或到美國去？
羅：據我了解，羅之所以沒去台灣，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他14歲喪母，17歲喪父，靠半工半讀上了大學，讀了中文係，又讀了兩年哲學係。1927年，進了中央研究院，買了20年的人壽保險，準備大幹一場，補足自己的“底子薄”。比起留過洋的同儕，他說過，今後要叫外國的名校請他去講學。這個願望他實現了，耶魯算得上一流。在整理他的文件時，發現當時有三方麵爭取他，一是中共地下黨，北大哲學係的汪子嵩，轉達叫他留下來；二是耶魯大學聘請他做終身教授；三就是去台灣。其實，當時去台灣的北大、清華的精英並不多，大部分都留下來了。記得當時有個說法，難道共產黨還能比國民黨更壞嗎？
總而言之，羅沒有走，有他的“先天”因素，再加上外界的大環境，他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
嶽：1949年年底，羅常培回顧中共進駐北京前時有謂：“當時我發生了這樣一種心理，‘殉節’，可不是為國民黨而是為北大，為我的稿子……我是把在抗戰時期對付日本人的‘殉節’辦法，拿來對付共產黨了，我以為共產黨一進城，中國的文化也就完了，所以我要為北大，為我的稿子‘殉節’‘殉道’……”（羅常培談，北京大學大字報記者記，見《我的思想是怎樣轉變過來的》，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年出版）羅的想法與馮友蘭所言陳寅恪“見解放軍已至北京，亦以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類似。
羅：我不清楚，羅是否擔心書稿的前途。不過，代表中共的汪子嵩確曾表示保證他今後學術研究的自由（汪以後似乎擔任過《人民日報》的副主編一類），但後來的事，可能就不是汪能控製得了的了。關於50年代思想改造運動時期，知識分子的“檢討”究竟應該如何評價，值得探討。當時在沙灘“民主廣場”搞得轟轟烈烈，高音喇叭響徹四鄰，不亞於1966年。在舊社會度過了50年，總得找出點什麼“岔子”吧。我曾為羅聽寫過“自傳”。
最近，鄭克揚，即鄭天挺先生的兒子，轉給我兩封羅鄭之間的通信，很有趣味（有關運動中的座談會發言）。羅的日記和來往書信1966年以後“遭了劫”，鄭先生的日記，不敢出，牽涉人太多，家屬有顧慮，意見不一致。
嶽：最近有報道說：2008年11月27日羅常培家屬將其遺留的音韻學類書籍及稿本23種126冊捐贈國家圖書館。此次捐贈的書籍中包括《釋文聲類長編》《釋文韻類長編》《經典釋文音彙》《經典釋文直音編》等未刊稿本4種，具有音韻學工具書性質。此外，通誌堂刻本《經典釋文》、同治四年（1865）刻本《爾雅義疏》等古籍，或錄有段玉裁、黃侃等名家校語，或有羅先生親筆批校。
羅：羅常培的書，最大一批，1958年後捐給了內蒙古大學，一批外文書捐給了中國科學院語言所。留下的未刊稿，10年前已經捐給了國圖，共6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