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的日子，老金在刻苦攻讀馬列書籍的基礎上總結經驗，先後三次在全院師生大會上沉痛檢查，曆數自己的經曆和腐朽思想，說到自己的思想不端和可惡之處，聲淚俱下，痛悔不已。金說：“我在十九歲的時候到美國去讀書，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已經在大學研究院讀了兩年書。這時，知識分子自高自大的心已經養成了。憑個人的興趣，我已陷入資產階級腐朽哲學底泥坑。回國後，我又介紹這一類的形而上的、概念圖案式的哲學，並且還努力創造了這一類的個人哲學體係。”又說：“因為我根本不願意問政治，我有一套表麵上看來實在是莫名其妙的糊塗思想。我讚成共產主義，可是又反對共產黨。在昆明談到共產黨有解放北京底可能時，我表示我願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可是在北京解放前我又表示動搖。……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底主要思想是一種特別的保守主義，一種‘騎驢’主義。我個人固然不十分想做在我前麵騎馬的人，但是更不要做在我後麵推車的人。我的主要思想是要維持原來的統治。”[82]最後，老金認為自己“從前是對不住人民的人，是有罪過的人。”[83]
隨著改造運動不斷深入，老金的狠話隨之加重，其間又寫了兩篇極其沉痛的懺悔錄和檢查，把自己的唯心主義和反動思想罵了個狗血噴頭。由此，老金得以過關，並成為5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自我批判和改造的優秀代表，此後所寫的批判文章頻頻出現於中共高級報章雜誌上，成為引導知識分子隊伍改造的一麵大纛。
由“騎驢”觀望到騎上紅色戰馬一路狂奔，且過關奪隘成了紅色經典角色的老金，並未忘掉革命隊伍中那些落在自己後邊、彎腰弓背的“推車的人”。時已失勢的馮友蘭被校領導指定用大盆“洗澡”，必須在清華文學院和全校範圍內做深刻的思想檢查，但幾次洗下來，馮氏身上的灰甚至皮肉都掉下了不少，參與的群眾覺得馮氏可以馬虎過關，但領導層仍認為隻掉皮毛沒觸及靈魂，仍是“問題嚴重”，不能過關。對此，馮氏痛苦不堪，又不知如何洗下去是好。對這一切，作為新科文學院院長的老金看在眼裏，痛在心中，遂產生了“拉兄弟一把”的念頭。據周禮全回憶說：有一天上午，老金叫自己陪他一同到馮友蘭家中去，因為馮下午要做思想檢查，給他鼓鼓勁，好順利過關。在馮的客廳裏，老金說了一些勸慰和鼓勁的話，馮點頭表示謝意。當幾人站起來告別時，老金突然激動地大聲對馮說：“芝生，你問題嚴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檢查，才能得到群眾的諒解。”馮接著說：“是、是、是，我問題嚴重，問題嚴重……”金嶽霖猛地上前幾步，抱住馮友蘭，“兩顆白發蒼蒼老人的頭緊緊地依偎在一起，眼淚和鼻涕齊下……”下午兩點，馮友蘭被勒令在文學院全體師生和燕京大學部分前來“取經”的教師麵前做思想檢查，“剛開始說話，就泣不成聲。此後約兩個小時的檢查都是在極其沉痛的情緒下做出的”，經過這一番折騰和老金暗中助力，馮友蘭終於得以過關。[84]
1952年院係調整，全國六所大學（南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的哲學係合並為北京大學哲學係，老金調任北大哲學係主任。1953年3月5日，聲震寰宇的斯大林撒手歸天，毛澤東前往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吊唁。3月9日，毛發表了《最偉大的友誼》一文，以此悼念斯大林。此時的老金覺得無產階級最重要的領袖去世了，思想上“開始有保衛黨的要求”。是年，在朱伯昆、任繼愈等人根據上麵指示具體操作下，老金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後曾任民盟中央常委等要職。
據老金回憶說：“解放初，張奚若忙得不可開交，梁（思成）、林（徽因）參加國徽設計工作也忙得不亦樂乎。我好像是局外人。有一次在懷仁堂見到毛主席，他對我說：‘你搞的那一套還是有用的’，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著大夥前進了。”[85]
老金正如他自己所言：心一放下，便借坡下驢，立刻換上高頭大馬，不是跟著“大夥前進”，而是後來者居上，衝鋒在前，狂奔如飛，很快超越了梁思成、林徽因等“大夥”，達到了同行們仰慕的高度和深度。據當時北大哲學係學生羊滌生、劉鄂培等輩回憶：那時的老金已年近花甲，視力衰退，精力大不如前。但“在這段時期裏，金老擔負繁重的行政、教學科研工作，又要孜孜不倦學習馬列主義，還要以他切身經曆教育同學，和與同事促膝談心，互相幫助，共同進步。金老不服年老，始終保持著高昂的革命激情。因為金老已下定決心，終身獻給黨的教育事業。金老的一次發言是我們永遠難忘的，他緊捏著拳頭，捶著桌子，鏗鏘有力地說：‘我決心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做一個真正的人民教師！’語言剛勁有力，激情奔放，它打動了在座的師生，大家含著熱淚迎上去表示歡迎，這時金老早已熱淚盈眶。”[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