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須曼看罷來信，心中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回複、解釋是好。後來逐漸得知，根據上級指示精神，西南師院已有為吳宓發還過去扣除工資的風聲，1972年即被扣除5000多元，那麼到1974年應補發10000餘元。這在當時可謂天文數字，不是一般工人和職員所能望其項背的。正因為如此，吳宓開始陷入專政隊與校內外宵小的雙重包圍，信中所說的第五條，即是宵小們欺騙恐嚇的結果，因為一旦吳宓離開重慶，這夥人詐騙錢財之夢就隨之破滅。一生憨厚純正的吳宓果然中計，日後的悲慘結局似乎成為必然。
1975年，吳須曼接到吳宓信函，講述自己身體狀況和孤獨之境：“最近又有頭暈，腦沸耳鳴不時發生……我身邊極少人來談話，出外更無人作伴……”妹妹讀罷來信，想象著兄長一人孤苦生活之不易，遂決定再赴重慶，說服對方回到家鄉居住。這年8月，吳須曼再次來到西南師範學院文化村吳宓居處，很明顯可以看出，吳又比上次兄妹見麵越發衰老不堪，死神隨時都有前來敲門的可能。
時值盛夏酷暑，但吳宓居室的窗戶和門上小窗卻全部用釘子封死，不大的小屋如同一個不透氣的蒸籠，吳須曼不解地問何以如此，吳宓答怕人晚上破門而入，拿刀砍殺自己搶劫財物才這樣做的。吳須曼又問是誰讓這樣做的，吳宓答是重鋼五廠的工人楊宗富出的好點子。此時的吳宓不怕死神敲門，而怕活鬼鑽窗子，亦可見人世間這群活鬼給吳宓心中造成的恐懼遠遠大於死神。吳須曼又看到桌子上擺了一個小鬧鍾，問是何時所買？吳宓答是楊宗富買來和自己的手表交換的。吳須曼一驚，不解地問：“你那是一隻國外進口的名牌手表，價值幾百元，這個小鬧鍾不過幾元錢，這種交換太不等價了！”吳宓沉默了一會兒，說：“楊宗富說他工作需要手表，這鬧鍾不但可以鬧，而且字大，我容易看清。”吳須曼搖搖頭，歎口氣，不再吭聲，心中已明白長兄何以怕回陝西老家遭到“流氓群眾”搶劫的理由了。而隨著進一步了解，越發明白這一理由確是宵小們恐嚇阻止的結果。
第二天，吳須曼攙扶著吳宓到學院儲蓄所取了一點款子，營業員告訴吳宓存款已全部取完了。吳須曼為此又感到不解，回到居處問及10000餘元的工資何以這樣快就花光了？吳宓皺了下眉頭，斷斷續續地說：“有些親友和學生目前生活很不寬裕，我須不時地對他們接濟一些。前次有個過去的姓淩的女生，現在已經有工作，前一段要去上海治病，急需兩千元，我就如數給了她。”
當吳須曼問及後來那個女生的病情如何了，吳宓想了一會兒說再也沒有見過她的麵，但又像小孩似的辯解說：“濟人之難總是好事。”被問得急了，吳宓對有些事也覺得不可思議，如他保存的26本1935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吳宓詩集》，不到半月便被來人“偷走”，每到吳發工資時，有人便拿了詩集讓吳宓出錢贖回，一本詩集索價幾十元。這幾十本詩集是吳宓曆經八年抗戰、三年內戰，越過千山萬水，克服無數次艱難險阻，好不容易才保存下來，豈容眼看著任其流落？何況這詩集中還收有“吳宓苦愛毛彥文”的動人情詩？於是，吳宓便拿錢一本一本地贖回。當詩集基本回到原處，屋內的其他書又開始丟失，不久又有人送來要求以錢贖回。有的學校同事見用此法非常容易得手，索性把幾年前當麵借閱未還的書籍從家中翻出來，送到吳宓處要求用錢贖回，愛書如命的吳宓大多見書付錢，用高價贖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中外文書籍。但未過幾天，手稿、日記等又被“偷走”，又需重新贖回。如此循環往複，吳宓大約一半的工資花在了贖回自己書和手稿、日記上。在被一次次高價贖回的《吳宓詩集》中，有“飛揚頗恨人情薄，寥落終憐吾道孤”[79]的詩句，其中“吾道孤”三字，正應了吳氏此刻內心的想法，也是其一生際遇，半生淒涼的悲愴寫照。
詩集、書籍、手稿、日記等騙錢的道具幾乎全部散盡，群小們抓住吳宓長期遭到恐嚇、批鬥和殘酷折磨，見人便心驚膽戰且神經近乎失去控製的心理，幹脆拋開所有道具和花樣，直接登門索要或空口騙取。每到發工資之日，一些人便前來告貸，隻要加以哄騙與恐嚇，吳宓的神經就不能自製，很快如數奉上。有一日，忽來幾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拿著一封信在念，大意是吳的一個學生因住醫院動手術，急需一筆款子，請吳老師給予幫助，錢款可由來人帶回雲雲。當此之時，照顧吳宓的曾婆婆正在屋裏收拾東西，覺得有點不對勁兒，過去一看，年輕人讀的竟是一張白紙，上麵根本無一字。曾婆婆知道又遇上了騙子，急忙出門到隔壁喚學校的劉老師前來察看。恰巧劉老師不在家，她的女兒隨曾婆婆進門，要過那張紙一看，果然一個字也沒有，質問對方是怎麼一回事。念信者支支吾吾說不上來，劉老師的女兒急忙召來保衛處的人，把幾個年輕人帶走。後來聽說為首者姓張，是想詐取吳宓一筆錢財，因表演太過自信和直白，露出馬腳，被曾婆婆識破，才未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