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已披露的材料看，傅斯年對冰心的輕視，與她的丈夫吳文藻有極大關係。這一說法的證據是，晚年曾做過高官大員，且一直堅持認為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非來一場“改造”不能走上正途的費孝通，在接受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訪問時，曾斷斷續續地說過這樣的話：“在燕京，吳文藻同他們都不對的，他是清華畢業的，應當回清華的，因為冰心到了燕京。他們夫妻倆以冰心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這樣，吳文藻是被愛人帶過去的，在燕京大學他沒有勢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後來出了燕京，他才出頭。吳文藻的一生也複雜得很啊。我們燕京大學是跟老師的，一個老師帶幾個好學生，我是跟吳文藻的。”（朱學勤等《費孝通先生訪談錄》，載《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下同）
在談到當時燕京與北大、清華及相互之間的關係時，費孝通明確表示北大、清華與燕京有很大不同，“吳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對的，搞不到一起的。吳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較遠，想從這裏麵打出一個基礎來，通過Park這條思路創造中國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夠，他就培養學生。”又說：“雲南大學校長是清華的熊慶來，他請吳文藻去組建社會學係……但到了雲南大學沒有辦法發展。後來冰心不願意在雲南，她的朋友顧毓琇想追冰心，沒有追到。冰心厲害，看中吳文藻，吳文藻一生受冰心影響。”
最後，費孝通總結性地說：“對舊知識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沒有幾個，好的知識分子，有點學問的，像馮友蘭、金嶽霖、曾昭掄這批人，我是欣賞的。自然科學裏也有點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裏，叫他們來治國、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後，官場得意的費孝通竭力主張要給這些不能“治國平天下”的舊知識分子來一場脫胎換骨的政治改造。這之後，數以萬計的知識分子被關進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費某人“欣賞”的知識分子如曾昭掄等亦未能幸免，“文革”中被活活整死。最後費某人自己也落入圈套不能自拔，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當然，在費氏看上的人物中，隻有馮友蘭是個異數，他以“梁效”顧問的身份，跟隨江青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騰雲駕霧好一陣子，在得以苟活性命的同時，也給這紛亂的世界留下了一個活生生的人生哲學命題和具有反麵典型意義的標本。
費孝通是吳文藻的得意門生，在很長的時間裏一直唯吳的馬首是瞻，從費氏的談話中知道吳與傅斯年不合，但他沒有明確列舉不合的原因，隻隱約透露了吳到雲南大學之後要建立一個社會學係，但又遇到強大阻力，最後隻得放棄雲南赴重慶工作雲雲。這一點，從台北傅斯年圖書館檔案保存的傅與顧頡剛、朱家驊等人通信中可窺知一個不為外界所知的側麵。
1938年10月，顧頡剛應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之聘，赴昆明任職，主要講授“經學史”與“中國上古史”兩門課程。並在距城20裏的北郊浪口村安居。據顧的女兒顧潮說：“出於排解不開的邊疆情結，父親到昆明不久，便在《益世報》上創辦《邊疆》周刊，集合許多朋友來討論。”想不到這一討論，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同時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