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京博物院檔案顯示，這年3月，曾昭燏允得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每月百元津貼，並要求曾氏擇機赴德國考察，借此研究博物館學。這份檔案和上述信函，連同個人回憶等基本證實，這一時期，傅斯年與李濟對曾昭燏攻讀方向和治學路數進行過具體的指教，曾氏接受了傅、李的好意，攻讀門徑與治學路數隨即拐彎，先是從課堂與紙麵轉向了廣闊的田野，再是從中國和近東的學術目光與研究理想，轉向了處於世界前沿的博物館學科。這個轉變無論是對曾昭燏本人，還是對中國考古學，特別是博物館學未來的發展，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戰略性轉移與突破。中國文化中所謂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此時的傅斯年、李濟、曾昭燏身上再次得到了生動鮮活的體現。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學術論文《中國古代銅器銘文與花紋》，得到導師葉茲的讚許並獲文學碩士學位。這篇論文實乃一部專著，文中所列古代銅器上的600種徽識，是從2082件青銅器中整理得來。這是曾氏留學海外數年的收獲，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因了這部大著，曾昭燏在學術界的地位由此奠定。6月底，在牛津就讀的俞大絪、俞大縝結束學業，與曾昭燏一起離開倫敦抵達巴黎，在稍事遊覽與休整之後，俞家姐妹購買船票歸國，曾昭燏則按照中央博物院李濟的約定和學習計劃，赴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參加什維希威格（Schleswig）為期10個月的考古實習。
曾昭燏到達柏林的這天，盧溝橋事變爆發，曾氏聞聽，大為驚駭，這使剛剛告別同學加親友、孤懸海外的她，“感覺沉悶憤激”和心中戚戚。直到“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的消息傳來，曾昭燏與同學們才“以萬分振奮的心情，注視這戰事的發展，而且慎重地考慮自己能在這抗戰中做些什麼事”，並“開始痛恨自己為什麼要學曆史考古，想當初如果隨曾昭掄學化學多好”。[23]此時曾昭燏認為，抗戰爆發，祖國最需要的是槍炮彈藥與軍隊的勇武犧牲，而學化學可以像汪兆銘、蔡元培、喻培倫、黃複生、任鴻雋等老一輩革命黨人一樣製造炸彈，把侵華日軍的戰艦炸個粉碎。隻是自己有心無力，徒歎奈何而已。
懷著這樣的心境，曾昭燏經常與在柏林留學的袁炳南、吳大任、趙九章等中國留學生聚會，每次見麵，總是談論國內戰爭形勢。當從柏林的華文報紙得知“北方將士抗戰之艱苦情形，而人民逃避一空，救護無人，飲食不給。有餓死者、有自投河死者、轉徙流離以達到後方救護所在者蓋無幾”的悲慘酷烈情形時，曾昭燏悲傷哀痛，心緒不安，歸所後久不成寐，隻有借助日記抒發心中的慨歎。在10月31日的日記中，曾昭燏寫道：“此傷心慘目之情況，真不忍言。餘尚偷生此間，過歐洲人之普通生活，真何以對我戰士耶！”11月14日晨，曾昭燏與中國留學生楊允植，同往“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之後，以蔣介石特使身份出訪德國的軍事家蔣百裏秘書謝君處探訪消息，“聞其言，心緒更為不寧。又聞傅作義將軍戰死之訊，悲痛不能自已”（南按：傅氏之戰死屬誤傳）。11月21日，曾昭燏往聽蔣百裏、張彭春演講。當蔣氏講到“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時（南按：蔣百裏在他的《國防論》扉頁上曾強調了這句話），心情為之振奮。但曾氏亦親眼目睹演講後的僑胞大會上，“兩派爭執幾至動武”，於是大起反感，憤然道：“至今日黨見猶不解除，事之可悲觀者，孰過於此！……戰敗不足悲，惟今日國人而尚不能團結，則真可悲也。”
此時，曾昭燏逐漸認識到自己對於國家、民族和抗戰的幫助，莫過於做好目前的分內工作，待學業大成再為國效力。想到此處，遂強按悲愴心情把自己埋於學問中。12月8日晨，曾昭燏一出家門，即見德報以大字登載南京失守的消息，曾氏立感“觸目驚心，心痛欲裂”。本不欲往史前古史博物院實習，隻是因為昨日說過自己必往，覺得“不能失信”，於是，“在車站徘徊良久後，仍決心一往工作如常”。下午，曾氏去學生會閱報，方得知南京失守是誤傳，心中“為之稍定”，同時認為“其實南京之失，於我戰略無大關係。徒以為我首都觀瞻所係，不由不特別關懷也”。這天深夜，曾昭燏懸著的心仍未放下，乃寫信向朋友詢問國內真實戰況。10日晨，得到正在巴黎訪學的北大教授向達信函和所附《泰晤士報》一份，知“南京淪陷，蓋旦夕間事”，心情又陡然沉重，發出了“感痛何極”的哀歎。12月18日，正在史前古史博物院上課並實習修補陶器法的曾昭燏，突然從報上看到了南京確實已經失陷的消息，頓時痛哭失聲。恰在此時，有一與曾氏同室修補陶器的工人詢問中日戰爭情況，令曾氏有“出語傷人”之感覺，曾昭燏憤恨至極，“恨無手槍擊之”。隻是考慮“彼非有意，蓋教育程度不夠”，方沒有動手胖揍這個不懂事的家夥一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