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的日子，曾昭燏在學習的同時，仍關注國內抗戰情形，並與同學好友以及由巴黎至柏林訪學的向達、呂叔湘等竟日交談，對歸國後的前途一片迷茫。1938年1月31日，曾昭燏完成了柏林史前古史博物院實習課程，與指導業師Brittner教授和實驗室同事依依惜別。想到國事家愁，前途暗淡，不禁流下了熱淚。
2月1日傍晚，曾昭燏踏上了開往慕尼黑的火車，在德意誌博物館蔡司（Zeiss）教授指導下，到巴伐利亞國立博物館、德國民族博物館、人類民俗博物館等眾多博物館參加藏品整理和展覽設計實習工作。鑒於曾昭燏在異國土地上展示了中華女性自強不息的精神和深厚的治學功力，英國倫敦大學欲讓其留校任教。2月5日，得到葉茲教授相聘為助教的信函。曾昭燏接信後，當天複信許聘。3月24日，曾昭燏結束了在德意誌博物館的實習任務，前往柏林國家博物院與導師等人見麵後，於4月18日返回倫敦，19日正式出任倫敦大學葉茲教授的助教，主要從事教書及編目工作。按曾昭燏當時的設想，如繼續在本校工作兼學習，最終斬獲一頂博士帽子，無論是憑本人的學識，還是與導師的真誠或相互“利用”的關係，當是順理成章之事。想不到這年3月12日，德國法西斯希特勒軍隊吞並奧地利，引起歐洲動蕩不安。幾個月後，曾昭燏主動放棄留在英國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雙重心願，決心辭去教職，回歸祖國。在任葉茲助教期間，曾昭燏陸續完成了論文《論周至漢之首飾製度》和《博物館》等兩部專著初稿，後在國內出版。
1938年6月3日，曾昭燏在倫敦大學工作整日，並得到碩士畢業文憑。據曾氏在後來提交的自傳中說：“暑假時，倫敦大學舉行盛大的典禮，授學位給上年的畢業生，發了通知給我，我不去，心裏想：‘祖國的人民正在浴血抗戰的時候，我何必去參加這種為個人榮譽的典禮！’我隻寫了封信去，讓學校將文憑寄到我寓所來。”[24]另據她當天日記載：“二年工夫隻此一紙而已。”
6月10日，曾昭燏聞“廣東遭敵機慘炸。平民死者已達五六千，慘不可言”的消息，發出了“此真百世之仇，不可忘也！”的憤慨與悲鳴，遂堅定了盡快回到祖國，與人民一起受難的決心，並寫信向家人講述這一打算。8月1日，曾昭燏收到時在國民政府任職的大哥曾昭承信函，謂中國已戰火遍地，混亂不堪，抗戰前途甚憂，“力阻其歸國”，曾昭燏一時“心緒頗亂”。經過幾天的思考，仍堅持返回家園。8月21日，駐美大使胡適赴倫敦中華協會演講，曾昭燏前往聽講，並與胡適“略談”，且“印象甚好”，認為“所謂聞名不如見麵”。從這條日記推斷，此為曾氏與胡氏的初次謀麵，而這次交談為日後二人交往埋下了伏筆。9月14日，曾昭燏歸國的決心已經下定，並寫一航空信至柏林的朋友楊允植，讓其代訂二等船票。次日，曾氏與威格納爾（Wignall）教授午餐，席間，幽默風趣的威格納爾講了許多他當年在中國北平訪問時的見聞趣事，說有一次與一美國人往看明陵，同乘一汽車前往，並雇一向導。因道路崎嶇不平，那位美國人大為抱怨，並問向導：“此路何時所修？”向導從容答道：“大概兩三千年。”美國人遂啞然而不作聲。曾昭燏聽罷，一股複雜的情愫湧向心頭，號稱有五千年文明曆史的古老中國，如今卻麵臨被外虜大卸八塊的滅頂之災，不能不令人備感神傷。當天晚上，她把自己決定歸國並已訂船票之事告知夏鼐，得到了夏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