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再往訪此墓，為內室門側刻字二行作拓片。內室不見天光，甚暗，持燈入，見瓦棺殘片及泥土堆積，於土中拾得殘陶數十片而歸。
16日，率一工人往，將內室瓦棺碎片，堆於一處，室內泥土，全清理一遍，凡遺物皆為拾出。19日，清理外室左麵石槨內之積土。20日，為內外二室作平麵剖麵各圖，工作遂畢。據本地人言，四五年前，山下石工鑿石修路，此墓遂開。然（英人）陶然士於1931年在《華西大學邊疆雜誌》上發表《四川西部崖墓與古代葬阜》一文，言在川所見之崖墓中，惟有一墓帶刻字，可確知其年代，為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但陶氏並未言此墓在何地。今吳君所發現之永元墓，與陶氏所見者年月相合，疑即為一也。[28]
從簡短的文字可以看出，剛剛30歲出頭的曾昭燏，此時已超越了中國傳統金石學的範疇，完全按近代田野考古的科學方法進行操作，工作方法真正代表了當時英國乃至世界的先進水平，使田野考古學上的地層學和類型學方法得到進一步發展。由曾氏與吳氏等新一代考古學家的操作規程，可清楚地看到中國考古學在輸入了西方科學理念之後，所發生的承前啟後的重大轉變。
曾昭燏在報告中提及的陶然士，乃一英國傳教士，1908年，這位陶然士（Rev.Thomas Torranee）來到中國沿四川岷江流域做漢墓調查，曾到過彭山，後寫成《四川西部崖墓與古代葬阜》一文，發表於上海《亞洲學會會誌》第41卷，曾氏顯然讀過此文。
事實上，四川省境內的崖墓自南宋起就有發現的記載，當地土著常在山區崖間發現洞穴，但並不認為是墓葬的一種，而稱為“蠻洞”，也就是遠古時代出沒於草莽叢林中的野蠻人居住的洞穴。直到近代才被考察者證實為漢代人有意開鑿的洞室墓，簡稱崖墓。20世紀初，當歐美學者、傳教士、文化強盜，以各種名義紛紛擁向中亞和遠東大陸進行古跡考察或劫掠之時，同敦煌藏經洞的命運一樣，偏居西南一隅的彭山地區也引起了注意和重視。繼英人陶然士之後，1914年，法國考古學家色伽蘭（Victor Segalen，1878-1919）組織了一支考古隊，在轉遍了大半個中國後，又沿嘉陵江和岷江進行崖墓調查。這支考古隊一度抵達岷江流域的江口，並在彭子浩一帶發掘了大量崖墓。色伽蘭本人有《中國西部考古記》行世，書中用詩一般的語言讚歎中國文物“精美絕倫，名冠天下”。同時又以歐洲中心主義和“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觀點，武斷地判定四川漢代崖墓的建築形製來源於古波斯崖墓。1935年，色伽蘭編寫的《漢代墓葬藝術》一書出版行世。
1933年，美國人葛維漢（D.C.Graham），在擔任川南傳教士和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期間，曾專程到彭山江口一帶調查崖墓，並對其中一墓進行發掘。墓壁用花磚砌造，惜此墓早已被盜，內中空無一物，無功而返。後來葛氏率華西大學一批師生，調查發掘了四川廣漢三星堆玉器坑，從而揭開了三星堆器物與文化大發現的序幕。
此次以吳金鼎為首的考察團於彭山漢墓的發掘，無論是技術還是思想觀念上，都比陶然士與色伽蘭等人先進高明得多，因而所得到的收獲與研究成果也就自然不同。如在第15號墓發掘中出現的“秘戲圖”，以及對該圖的認識和處理就是一個極其鮮明的例證。這個例證從1941年11月26日，吳金鼎於砦子山給李濟的一封信中可辨大概，信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