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時一年半的彭山崖墓發掘，在資金短缺、生活艱苦的條件下取得了輝煌成果。正如夏鼐在回憶這段生活時所言：“那時候因為抗戰正殷，經費困難，吳先生想以最少的費用，取得最大的收獲，當時住在山中一個叫做寂照庵的和尚廟中。吳先生提倡節約，以身作則。不但早晨吃苞穀麵做的粗饃饃，還要輪流推磨磨苞穀麵。發掘蠻子洞，有時找不到工人，便幾個人親自動手。逢到休息日，還跑十幾裏路趕街子買吃的東西打牙祭。然而生活雖是清苦，大家精神上都很愉快。每日收工時，大家從崖墓中鑽出來，弄得滿身是泥。返工作站換衣服，一起傳觀著新獲的罕見的古物，撫摩欣賞。有幾天，吳先生患了腳氣病，隻好留守工作站，看見大家收工回來，一一慰勞。晚上，一天的工作結束後，大家圍坐一盞菜油燈，吳先生談笑風生，時常說幾句笑話，使大家哈哈大笑，打破了古廟中沉寂的空氣。此情此景，恍惚猶昨。”[33]
1942年3月7日，彭山崖墓發掘工作結束。麵對如此重大收獲，作為發掘團團長的吳金鼎仍感意猶未盡，又率領人員移師牧馬山再度展開調查發掘。與彭山崖墓不同，牧馬山屬於土坑墓或磚室墓類型。這類墓葬比崖墓要大得多，除擁有不同於崖墓的特色外，墓坑多未擾動，內藏器物極其豐富，具有極大的田野考古價值和收藏價值。
麵對如此豐厚的文化寶藏，吳金鼎顯現了少有的大將之風和罕見的氣魄，他在1942年9月由牧馬十七保一位周姓人家寄給李濟的信中說道：
今春鼎在蓉參觀華大及四川博物館時，私立小小誌願，希於三年期內願見中央博物院所有藏品在全國居首位，並使自己在漢代考古學上得有一知半解。自發現牧馬山葬地後，此誌益堅。近與鄉珊（南按：後補隊員趙青芳）兄仔細計議，擬於短期內多開幾墓，冀天從人願，在江水大退前獲有特殊重要發現。……今特早日以所誌願求助於先生，願在指引之下，趁留川機會，盡力代博物院搜集標本，並增長個人學識，為公為私，苟得如願以償，則感戴之忱，更將倍於往日矣！[34]
胸中擁有如此氣魄和宏願，加上已發現的豐富地下遺物，在李莊大本營坐鎮遙控指揮的李濟，自然樂意設法籌集經費，使牧馬山的發掘不至中斷。吳金鼎等人得此支持與鼓勵，不負所望，甩開膀子大幹起來，很快發掘了大型墓葬七座，其中磚室墓兩座，土坑墓五座，收獲了大量的上等文物。
1942年12月9日，嚴寒的冬天已經到來，岷江水位急速消退，吳金鼎等人盡管心有不甘，但鑒於運輸所必需的水位尺度，不得不開始停工撤退。在吳金鼎的組織指揮下，發掘團隊人員把出土的各類隨葬品，所采集的石質建築實物標本等，總量在20噸以上，分裝三條大船從江口鎮起程，順岷江浩浩蕩蕩駛往李莊鎮碼頭——抗戰期間最大規模的一次田野考古發掘，以豐富的斬獲宣告結束。
就在彭山漢代崖墓發掘斬獲甚豐，捷報頻傳，李濟從亡女的陰影中得以擺脫，梁思永病情逐漸好轉，眾人準備挽起袖子在揚子江盡頭的小鎮上大幹一場時，蹲在板栗坳山頂上的“寨主”傅斯年，卻進入了舊憂方解新愁添的尷尬境地，圍繞“三百年僅此一人”[35]的史學大師陳寅恪是否來李莊，以及薪金如何支付等一係列問題，與新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你來我往地叫起板兒來。
注釋：
[1][2]致諸弟》，載《曾國藩家書》（上），嶽麓書社2002年出版。
[3]《致歐陽夫人》，載《曾國藩家書》（下），嶽麓書社2002年出版。
[4][12]雁平《舊世家，新女性——以湘鄉曾昭燏為例》，載《東方文化》，2001年第2期。
[5][7]建勇、謝靈芝《雙峰荷葉，那些曾家的女人們》，載《瀟湘晨報》，2008年6月27日。
[6][14][15][17][18]曾昭燏年譜》（征求意見稿），曹清、張蔚星編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
[8]李又寧《曾昭燏——我國最傑出的女性考古學家及博物館學家》，載台北《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期，1993年6月。
[9][24]昭燏於1951年10月3日所作“幹部履曆表”中之《自傳》，載《曾昭燏年譜》（征求意見稿），曹清、張蔚星編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