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涕淚一身遙
1937年7月7日，當盧溝橋槍聲響起時，陳寅恪作為清華大學曆史、中文兩係合聘教授，在講授多門功課的同時，仍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曆史組主任、研究員。在此之前的七八年間，陳氏在學術研究上著述頗豐，教學上業績輝煌，深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朱家驊、傅斯年以及清華大學梅貽琦、馮友蘭、朱自清等雙方大小主事者的讚譽和尊敬。1934年5月27日，傅斯年在致胡適信中特別提到：“若以寅恪事為例，則寅恪之職務，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則我代其辦理。”又說：“且寅恪能在清華閉門，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數目在所中一切同仁之上）。”[5]這一時期，根據清華大學規定，教授月薪最高以400元為限，所在學科有特殊貢獻者，可超過此限，其人數不得超過全體教授總數的五分之一。陳寅恪屬當之無愧的“特殊貢獻者”，因而得以連年加薪，到1937年上半年，月薪已達480元，為清華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一家人生活穩定，無憂無慮。最令陳寅恪得意的是，他的父親三立老人得以從南京遷北平城內和兒孫輩家人經常見麵，不再孤獨。平時城內與清華園兩方麵家務都有仆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均可通過家中電話隨時聯絡，真正過上了俗世中所說的幸福像花一樣的美滿生活。[6]
這一時期，與陳寅恪交往頻繁、密切者有清華大學外文係教授吳宓、理學院院長葉企孫，以及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中文係教授朱自清等名流大腕。由於陳寅恪日記不幸在“文革”中散失，他的心境已不得而知，但從好友吳宓留下的幾條日記可窺知清華園內的景象和教授們不同的側影。1937年5月21日，吳宓日記雲：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近始感樹木繁榮，綠葉浩浩發明光，景物之美麗，居處之清幽，皆足以適我之性，怡我之情。能端居自讀佳書，即是真樂。……蓋宓久為誌業、道德、戀愛諸事所困，勞苦多年，不知享受。近頃始漸能超然，略獲解脫，稍致心安意得之境界。苟能長如此，則戀愛婚姻問題，無論如何途徑解決，皆能得所裨益而不足為累矣。[7]
伴著如此怡情舒適的環境和心境，吳宓在整天思索著戀愛與女人相互關係與作用問題的過程中，與陳寅恪交往更趨頻繁。沿著吳宓日記的軌跡延伸下去，可看到這樣的場景：
1937年5月24日晚上、6月3日晚上、11日上午和晚上、22日晚上、23日晚上，陳寅恪要麼到吳宓住處閑談，要麼二人在戶外西園散步，談學論世兼及婚喪嫁娶，興致盎然。
6月25日晚，陳寅恪與吳宓雙雙來到清華園西園散步，觀天上各色雨雲及彩虹，夜歸後，吳宓作《寫懷》詩，以抒當晚得意快活之情懷。
7月6日晚7時，陳寅恪與吳宓再次來到園中散步，後坐在體育館後球場觀晚霞，覺大自然之美妙，人生之苦短。忽陳寅恪心中若有所失，默坐了一會兒，又談起時局變化，感日本之洶洶，歎中國之落後，不禁黯然神傷。第二天夜裏，盧溝橋畔槍聲響起。自此，西天的雲霓霞光被騰起的炮火硝煙所籠罩。
7月14日，吳宓在日記中記載道：“閱報，知戰局危迫，大禍將臨。今後或則（一）華北淪亡，身為奴辱。或則（二）戰爭破壞，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樂靜適豐舒高貴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時佳期，今已全畢。此期亦不可謂不長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戀愛，事事違心，寂寞憤鬱，痛苦已極。回計一生，寧非辜負？今後或自殺、或為僧、或抗節、或就義，無論若何結果，終留無窮之悔恨。更傷心者，即宓本為踔厲風發、慷慨勤勉之人。自1928年以來，以婚姻戀愛之失敗，生活性欲之不滿足，以致身心破毀，性行墮廢。故當今國家大變，我亦軟弱無力，不克振奮，不能為文天祥，顧亭林，且亦無力為吳梅村。蓋才性誌氣已全漓滅矣！此為我最傷心而不可救藥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殺，別無它途。”[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