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五代史記注，其體裁與彭、劉舊注不同，宗趣亦別，意在考釋永叔議論之根據，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斷也。
又凡佛經與之存於梵文者，與藏譯及中譯合校，凡譯匠之得失，元本之為何（今梵本亦非盡善本，有不及譯本所依據者。又其所據之本，亦有與今不同者。其異同得失，皆略能窺知）列於校記。今雖失去，將來必有為之者。又鋼和泰逝後，弟複苦其煩瑣，亦不敢涉及此事。但有巴利文普老尼詩偈一部，中文無今譯本，間散見於阿舍經。鋼君不甚精巴利文，在北平時未與詳校。弟前居柏林時，從德名家受讀，頗喜婦人入道之詩，哀而不怨，深契詩經之旨。然俱是公曆紀元前作品，尤為可貴。欲集中文舊譯並補譯及解精（？）其詩，亦俱失去。[23]
正因為這批傾盡了陳寅恪心血與汗水的書籍與稿本遭竊，使若幹部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的新著不得不加以延遲，甚至成為泡影。如《世說新語箋證》《高僧傳箋證》等“半成品”，一直未成完璧，遂成終生憾事。在此期間，還發生了一個小小插曲，即此劫發生17年之後的1955年，棲身嶺南的陳寅恪突然收到越南華僑彭禹銘一封信，言其家居西貢，曾到海防搜買舊書，偶得陳氏當年遺失《新五代史》批注本兩冊，寄存家中。陳寅恪聞訊大喜，急欲見到實物，惜越南政府禁書出口，法令甚嚴，一時無法攜出，隻好等待時機。未久，越南戰火突起，兵火所及，將西貢數萬家變成瓦礫之場，彭禹銘家不幸亦在其內，家藏數千卷古籍盡付一炬，陳寅恪批注本《新五代史》一並化為灰燼。據陳寅恪後來說，他唯一得到的“原箱遺物”，是一位舊時清華畢業生梁秩風輾轉買得的《論衡》一部，惜這部書不過是當年為填塞箱子起見，偶然放置其中，實非欲帶之書。對此，陳寅恪在致他的學生蔣天樞信中滿含遺恨地說道：“當日兩箱中文書及古代東方文書籍及拓本、照片幾全部喪失。此時身邊舊箱中原物，僅餘填補空隙不足輕重之《論衡》一種，可歎也。”[24]
陳寅恪的命運如此，而戰時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在旅途中丟失財物者比比皆是。1937年11月27日，吳宓日記載：“陰，微雨。上午9：00至車站，宓之卯箱已運到，遂自舁歸。但已破毀，以繩索之。箱內之黑雲絲棉袍亦已為人取去。後此宓將卯箱中物，歸並其餘各箱，而此牛津紀念品之卯箱遂不複存矣！”[25]時局動蕩，世道如此，麵對一幕幕慘景，作為一介知識分子除了扼腕長歎，夫複何言？
遭竊事件使初到蒙自的陳寅恪一病不起，悲憤交加中，仍做著登堂授課的計劃。待身體稍有好轉，便寫信向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同人求援。時史語所曆史組的勞榦（字貞一）、陳述（字玉書）等人已抵達昆明，並與史語所同人丁聲樹、全漢升等借住拓東路663號趙元任家。5月1日，陳寅恪致勞榦、陳述二人信中，以哀傷的筆觸寫道：“弟到蒙已將十日矣，欲授課而無書。不知史語所之三國誌、晉書、南北史、魏書、隋書、通典等在昆明否？如在昆明，無論何種版本（即開明廿五史本亦可），請借出，郵寄或托友人帶下均可。如昆明史語所無此類書，則朋友中能輾轉借得否？此次來蒙，隻是求食，不敢妄稱講學也。”[26]
5月7日，陳寅恪向勞、陳二人追加一函，謂：“三國誌、晉書已在此間借得，可以不寄。通典如一時未能借得，亦可從緩。近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有書箱運到蒙自，借與聯大。以無目錄，又無人到此點交，故不知其中有無大藏經、四部叢刊、三通在內，請兩兄代弟一查，並速示以在何號書箱內為感。此間聯大已催史語所派人來蒙自點交，愈速愈好，因有許多功課皆視書籍之有無以為開班與否之決定也。弟俟孟真先生到昆明後當來昆一行，大約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也。所中同仁均乞代致意。”
勞榦與陳述接到陳寅恪求援信後立即行動，於5月5日寄出第一批書。然而路途關口阻隔，寄送並不順利。5月12日，陳寅恪在複信中說：“南北史收到，感荷感荷。北史為百衲本，然則百衲本未運到耶？（五日寄南北史，八日即收到。）來示謂本月六日已寄魏書，今尚未收到，乞一查為感。”信末補充道：“蒙自已入雨季，起居飲食尤感不便，疾病亦多，吾儕僑寄於此者皆叫苦連天，想昆明或較此略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