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後的5月15日，陳寅恪接到勞、陳二人於11日發出的信件，謂《大藏經》不在昆明而在重慶。焦急中的陳寅恪再發一函述說急迫之情：“大藏經弟急需用，因弟在此所授課有‘佛經翻譯’一課，若無大藏則征引無從矣。乞速航空信請重慶速徑寄蒙自，不勝感盼之至。魏書今日已收到，謝謝！那君信已收到，所以急盼那君者，為大藏耳。今大藏既在重慶，不知昆明方麵尚有哪位可賣或可借否？前雲南省長王九齡提倡佛教，曾請歐陽竟無講經，疑昆明或尚有可借處也。”
陳氏信中提到的那君，指史語所圖書管理員那廉君，此前史語所擬派那氏赴蒙自點交寄往聯大分校的書籍，陳寅恪欲讓那廉君把《大藏經》一並攜往蒙自，想不到昆明無書，希望落空。歐陽竟無，名漸，字竟無，亦稱宜黃大師，江西宜黃人，著名佛學家、居士，與陳寅恪屬同鄉舊識，曾赴昆明講經並為陳氏所知。
幾天後，那廉君來到蒙自欲點交書籍，因涉史語所與聯大的運費問題發生糾葛，未能開箱。陳寅恪亦收到勞、陳二人寄送的昆明佛經流通處所刊佛經目錄。陳氏看罷，認為可買者不多，遂於5月21日回複道：“茲將目錄寄上，乞查收，並希將右列六種購就寄下……屢次煩瀆，心感不已，所費郵資諒已不少（如航空信），希示知，以便弟照數奉還。又，高去尋君文稿亦交那君帶回，並附一複書，乞轉交為荷。”
6月17日，陳寅恪給勞榦、陳述二人再發一函，此為迄今可查的陳氏在蒙自期間發給二人的最後一書。內容如下：
大作均收到，容細讀再奉還。弟於七八月間必到昆明，如兩兄不急於索還，則俟弟親帶至昆明麵還。如急需，即乞示知，當由郵局寄上也。
聯大以書箱運費係其所付，不欲將書提出。現尚未開箱，故聯大無書可看。此事尚須俟孟真先生來滇後方能商洽解決。研究所無書，實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兩篇，竟無書可查，可稱“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大局如斯，悲憤之至。匆複。
許多年後，陳氏弟子蔣天樞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師門往事雜錄》中，摘錄了陳寅恪致陳述三封信函，多涉學術方麵的問題，陳氏對二人的關愛、嗬護、教誨之情溢於言表。在轉引6月17日致勞、陳二人信後，蔣氏曾注雲：“其時先生漂泊西南，備曆艱困，當流亡逃死之際，猶虛懷若穀，獎掖後學，孜孜不倦。其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之情偉矣！錄上四信，藉見先生彼時情懷。世之讀上錄函件者，其亦省識先生當日感憤之深歟？”[27]
注釋：
[1]李敖《從李濟的悲劇看中央研究院的幾個黑暗麵》，載《教育與臉譜》，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
[2][3][4][26]陳寅恪集·書信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
[5]《傅斯年全集》，第7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據1926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1932年留學法國歸來任清華中文係副教授，後為西南聯大教授的王力說：“抗戰以前，常聽人說大學教授是清高的。‘高’字有三種意義，第一是品格高，第二是地位高，第三是薪金高。關於品格高，自不能一概而論，我們也就撇開不提。關於地位高，我們應該感謝達官貴人的尊賢禮士，使一個寒儒也常能與方麵之權要乃至更高的官員分庭抗禮。關於薪金高呢？正薪四百至六百元，比國府委員的薪金隻差二百元，比各省廳長的薪金高出一二百元不等，比中學教員的薪金高出五倍至十倍，比小學教員的薪金高出二十倍至三十倍。雖然住慣了外國的人對於區區每月四五百元的收入不覺得多，甚至於有‘芸閣官微不救貧’之感（自注：芸閣，古代藏書的地方，這裏指掌握圖書的官），但是，像我們這些‘知足’的人看來，每日有人送菜上門，每周有人送米上門，每月有人送煤上門，每隔一二十天有書賈送書上門，每逢春天有花匠送各種花卉上門，也就可以躊躇滿誌的了。”（王力《清苦》，載《生活導報》，1943年8月22日）
這裏說的是清華大學一般教員的情形，比王力高一級的大牌教授其條件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