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氏贈蔣文中，有兩個名字屬於難以直言的隱指，這便是辛有、索靖。辛有為周朝大夫，周平王遷都洛陽時，辛有在伊水附近看到一個披發的人在野外祭祀。披發是戎族的風俗習慣，辛有據此預言這地方不及百年必將淪為戎人居住之地。辛有死後，秦、晉果然遷陸渾之戎人居於伊水之濱。唐代詩人吳融在《金橋感事》中用過此典。詩曰：
太行和雪疊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風。
飲馬早聞臨渭北，射雕今欲過山東。
百年徒有伊川歎，五利寧無魏絳功？
日暮長亭正愁絕，哀笳一曲戍煙中。
據《唐詩鼓吹評注》釋讀，此詩“指孫揆敗於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稱藩鎮李克用。唐昭宗大順元年（890），李克用進據邢、洛、磁三州。昭宗不顧多數大臣反對，采納了宰相張浚等人發兵討李的主張。由於對形勢估計不足，結果三戰三敗。張浚的副手孫揆在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長治西南）時被殺。李克用的軍隊乘勝縱兵焚掠晉、絳、河中一帶。百姓家破人亡，赤地千裏。大順二年春正月，昭宗被迫罷了張浚等人的官，二月又為李克用加官晉爵。詩人吳融時在潞州金橋，有感於此，寫了這首詩。吳融生在藩鎮割據時代，預感到唐王朝必將滅亡，但他不可能直陳其事，又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發了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同時昭示世人，辛有的預言生前無人理睬，死後卻備受讚歎，這又有什麼用呢？肺腑之言，瀉於毫端。盡管個人不能挽狂瀾於既倒，但作為詩人的吳融仍希望皇上采用古時魏絳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絳是春秋時晉悼公的大夫，晉國所在地的山西，是個漢、戎雜居的地方，民族間經常發生戰爭。魏絳曾建議用“和戎”方式解決矛盾，他認為“和戎”有“五利”，晉悼公采用了魏絳的主張，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時”的政治效果。吳詩人通過肯定魏絳，婉轉地批判了唐王朝此次對李克用的用兵方略。
另一曆史人物索靖，乃西晉時期著名書法家，累官征西司馬、尚書郎，封安樂亭侯，諡號莊。當西晉行將滅亡前，索靖預見到天下將亂，指著洛陽宮門前的銅駝傷感地歎息道：“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唐代詩人李商隱有《曲江》詩，曾以索靖所指人事隱喻唐王朝的時勢。詩曰：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
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
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曲江，是唐代長安最大的名勝風景區，“開元中疏鑿為勝境……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之節”（康駢《劇談錄》）。安史之亂後漸趨荒廢。唐文宗頗想恢複升平故事，於大和九年（835）二月派神策軍修治曲江。十月，賜百官宴於曲江。甘露之變發生後不久，下令罷修。李商隱這首詩，寫於事變後第二年春天。
曲江的興廢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關。李詩中的第六句“老憂王室泣銅駝”，承起首“望斷”句與頷聯，以索靖憂西晉之亡，借以抒寫對唐王朝國運將傾的憂慮。整首詩在構思方麵有一個顯著特點：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時事，又通過對時事的感受抒寫“傷春”之情。而“天荒地變”之悲並非主體，“傷春”才是真正的中心。盡管詩中正麵寫“傷春”的隻有兩句（六、八兩句），但實際上前麵的所有描寫都直接間接地圍繞著這個中心，皆透露出一種濃重的“傷春”氣氛。
陳寅恪用辛有、索靖二典，謂其青少年時代即預感到中國將亂，外敵入侵。此兩段回憶正可與“讀史早知今日事”相互印證。而《殘春》一詩，則暗合了李商隱《曲江》“傷春”之意。但與陳詩意蘊更接近的是陳寅恪的本家——南宋陳與義的《傷春》。
靖康之難，金兵入侵，權奸誤國，高宗南逃，陳與義流落江南，以“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表達了對國家的憂慮和對未來國家複興的希望。陳寅恪《殘春》詩中的“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頭”，當自陳與義的《巴丘書事》“未必上流須魯蕭，腐儒空白九分頭”而來，表達了作者麵對國破家亡，自己無力匡扶大廈之傾而隻能憂心愁悴、彷徨山澤、嗟號旻天的鬱憤之情。此種心情從陳氏同組詩中的“過江湣度饑難救，棄世君平俗更親”句中可見要略。
詩中的湣度，因避諱亦作敏度，即支湣度，西晉僧人。據梁慧皎《高僧傳》載，兩晉及晉宋之際，北方南下的高僧幾乎遍及“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誦經”“興福”“經師（轉讀）”“唱導”等各個方麵，其中以“義解”高僧的人數最多。兩晉時期南下的著名僧人有：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晉成之世，（康僧淵）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世說新語·假譎》以詼諧、輕鬆的筆調敘述了上述南下過江僧人及受其影響的南方僧人的佛教活動，如“湣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湣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雲：‘為我致意湣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