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南下過江的僧人並非都是一帆風順，但他們憑著自己對佛教義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使名士們不得不刮目相看。流亡雲南邊陲的陳寅恪以支湣度南渡，喻自己漂泊西南，以授課為生計的無奈之舉。正如他致史語所曆史組勞榦、陳述信中所說：“此次來蒙，隻是求食，不敢妄稱講學也。”此話雖有自謙的意味，但正迎合了傖道人“治此計，權救饑爾”之意。
陳詩後一句所說的“棄世君平俗更親”之“君平”，乃西漢蜀郡人嚴君平，名遵。道家學者、思想家。《漢書》記其人於漢成帝時隱居成都市井中，以卜筮為業。“因勢導之以善”，宣揚忠孝信義和老子《道德經》，以惠眾人。日得百錢足自養，即閉門讀《老子》。精老莊之學，終身不仕，著書十萬餘言。年九十餘，以其業終。
據與陳寅恪友善的聯大政治係教授浦薛鳳說，在蒙自時，陳氏曾手書《殘春》詩以贈，但與後來流傳者稍有差異，其中上二句為“傖僧義舊饑難救，曹社謀亡夢已真”。前一句與“過江湣度饑難救”用典相同；後一句典出《左傳·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社：曹之國社。後以“曹社之謀”，指滅亡他人國家的陰謀。北周庾信《哀江南賦》“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即出此典，借此可見陳寅恪對抗戰前途的悲觀失望。陳氏的悲觀之情，與《南湖即景》中的“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之句，可謂一脈相承。
所謂“南渡”，如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所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26]
1937年日寇大舉入侵，大片國土淪陷，政府與人民流亡西南，為第四次南渡。“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陳寅恪對此次南渡的前途深為悲觀憂慮，於是有“北歸端恐待來生”之語。
作為史家的陳寅恪以史觀今，企圖“在史中求史識”，尋找“曆史的教訓”。而中國漫長的曆史留給後世的一麵鏡子，就是立足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未歸而終致滅亡的事實。這個事實在陳寅恪心靈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並投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晚清消亡，民國興起，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剛剛緩過一口待死之氣，又遭逢日本軍隊入侵，按照中國的軍事實力與國人“上詐下愚”的德行，實難與雄視亞洲，具有超強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日本帝國抗衡。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陳寅恪與學界大腕丁文江、胡適、蔣廷黻，甚至抗戰初期所謂“低調俱樂部”成員，包括國民黨高層內部的汪兆銘、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者流，具有相同、相通之處。
就在陳寅恪於蒙自南湖岸邊感時憂國、徘徊苦吟之際，他曾經的上司兼好友、原清華大學曆史係主任，著名近代史家蔣廷黻，正貓在國民政府實際中心漢口的一間房子裏，埋頭撰寫《中國近代史》。在這本作者稱為“望讀者隻把它作個初步報告看待”的薄薄的小書裏，蔣氏談到了1894年清朝和日本之間為爭奪朝鮮半島控製權，而爆發中日甲午戰爭的教訓，特別指出：“那一次的海軍戰爭是我民族在這次全麵抗戰以前最要緊的一個戰爭。如勝了，高麗可保，東北不致發生問題，而在遠東中國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軍之戰是個劃時代的戰爭。”結果眾人皆知，中國戰敗了。次年三月，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承允高麗獨立，割台灣及遼東半島，賠款二萬萬兩。蔣廷黻因之說：“近代的戰爭固不是兒戲。不戰而求和當然要吃虧，這一次吃虧的是高麗的共管。但戰敗以後而求和，吃虧之大遠過於不戰而和。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領袖如曾、左、李及恭親王、文祥諸人原想一麵避戰，一麵竭力以圖自強。不幸，時人不許他們，對自強事業則多方掣肘，對邦交則好輕舉妄動，結果就是誤國。”[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