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喻今，自是文人史家的慣用筆法，蔣廷黻此處文字沒有什麼隱秘可言，仍無非是避戰、慎戰等與胡適和陳寅恪類似的戰爭觀念。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麵對東北淪陷，日本侵略者欲吞並華北，繼而全麵征服中國的企圖，胡適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遠不能與日本相抗，力主避戰求和，認為中國軍力不足以言戰，戰則中央軍力必毀，故“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28]，竭力主張國民政府與日本公開交涉，解決兩國之間的懸案，以謀求10年的和平。這一主張使胡適成為“主和派”的靶子而為“主戰派”群起攻之，並有司法院院長居正要將其逮捕法辦的激憤之語。許多年後，蔣廷黻在他的回憶錄中坦承：“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認為：就中日兩國而言，中國弱、日本強不過是暫時現象。我曉得日本有裝備精良的陸海空軍，有訓練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的官員。軍隊的後麵，他們有最愛國、最勤奮、最儉樸、最守紀律的國民。盡管日本有上述的優點，我卻不認為他對我國會構成永久的威脅。我相信時間是對中國有利的。沒有強國的基本根據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個偉大帝國。因此，我對九一八事變的主要想法是爭取時間。”又說：“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訴我，[日本外相]幣原於那年夏天就曾要求當時中國駐日公使汪榮寶，回南京向政府報告。‘報告你們政府。’幣原說，‘一個大事就要發生了。除非中日雙方政府謹慎處理，雙方均將被毀。盡速和我來解決。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讓步，我的政府必然會垮台，而後任將較我更甚，會要求無厭。’事實上，整個七、八兩個月，幣原一直都急於尋求談判的機會，而南京和東北方麵都盡量設法避免。明了對方所使用的策略後，我不禁感到我們政府措置失當。而且也越發使我相信日本民政黨的政府是急欲將‘九一八事變’地方化的。”[29]
為了應付這一險惡局麵，當時的中國外交部長顧維鈞提議將東北南部的錦州附近地區劃為中立區，隔開中日雙方的軍隊。此議得到了蔣廷黻等“獨立評論”派的讚成，認為這樣做可使衝突緊張形勢不致蔓延。蔣氏說：“《獨立評論》創辦於‘九一八’事變後，自然其中會有許多討論到和戰以及國聯是否可以信賴的文章。《獨立評論》同仁中沒有人主張立即對日作戰的。在這一點上，大家的主張是一致的。當時天津《益世報》編輯羅隆基，發表了一篇轟傳一時的文章，題目是《槍口朝外，不可對內》。文中大意是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在《獨立評論》上為文答複羅氏，略謂：倉促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後全國總動員。社中同仁對我的主張均未表示異議。……和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們討論時事，我可以感到[丁]文江胸中的激憤，也可感到胡適心中的憂傷。”最後，蔣廷黻以惋惜的心情說道：“日子一天天過去，自由人士在日本越來越失勢，迷信武力的主戰者越來越抬頭。在中國，反政府分子利用純潔的人民愛國熱狂，呼籲作戰，而政府拿不出辦法以緩和人民的情緒。我認為一項偉大的改革和建設計劃或可代替人民主戰的情緒，但是政府無力及此。我想《獨立評論》的同事們的看法都是如此的，隻是有時他們表示出來，有時不表示而已。”[30]
蔣氏所言大體不差，除了《獨立評論》的主要撰稿者，像陳寅恪、葉企孫、金嶽霖甚至吳宓等清華一些較理性的教授，所持觀點與上述基本相同。1932年4月，陳寅恪在《清華周刊》發表《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一文，借古喻今，文章最後提醒國民黨當局並警示世人：“夫明之季年，外見迫於遼東，內受困於張李。養百萬之兵，糜億兆之費，財盡而兵轉增，兵多而民愈困。觀其與清人先後應對之方，則既不能力戰，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戰不和、亦戰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國。此殘篇故紙，蓋三百年前廢興得失關鍵之所在，因略征舊籍，以為參證如此。”[31]金嶽霖在1951年12月思想改造運動中曾公開檢討：“抗日軍興，我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覺得鬆了一口氣。但是對於抗日底前途沒有信心，所以我總想外國來幫助，尤其是英美。”[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