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些不同的論調和聲音，正如浦薛鳳所言，知識分子中主張“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主和派，對於“國際關係與世界局勢之有無變化，而如有變化，其對吾國影響之利害得失，亦難預料”。因而才出現了“甲乙兩方觀點不同，論斷自異”[33]的爭持。而這個時候，無論主和還是主戰，皆是政治策略上的主張不同，屬於個人對時局的識見與判斷問題，即政見之差異，當然不能一提主和就目為漢奸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設若以不損失主權為前提，以較小的代價與日本謀和，未嚐不是一件幸事。隻是事實上又如胡適後來所言：“和比戰難。”而一般群眾總是讚成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一旦果爾演成全麵戰局，則民族國家根基時感動搖，力不如人，氣不足靠。因而，抗戰爆發後，在蒙自的浦薛鳳曾做過這樣的推想：“最高當局內心恐本來寧願忍辱一時，不願輕啟戎禍，隻因一般高調論者，似乎非此不覺痛快。不得不孤注一擲。”[34]
浦氏之推測自有道理。早在1932年，國學大師黃侃在《牡亡》一詩中就喊出了“羞與深仇同日月，不妨孤注擲乾坤”的聲音，後來全國軍民特別是知識群體中的學生，抗日熱情空前高漲，曾產生了北平學生南下逼蔣抗日之舉。在如此人勢洶湧的潮流中，若說蔣介石是被這種聲音逼上了抗戰之路是合理的。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在發表的《告抗戰全軍將士書》中特別指出：“這幾年來的忍耐，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我們為的是什麼？實在為的要安定內部，完成統一，充實國力，到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現在，和平既然絕望，隻有抗戰到底。”[35]這個講話已透露出蔣氏內心的良好願望與迫不得已的做法。而一旦戰爭打響，蔣介石確如他自己說的那樣孤注一擲，壯士一去不複還了。1937年12月29日，蔣介石對於右任談話，堅決表明“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即是蔣的性格、決心與抗戰的態度。
不可忘卻的一個關鍵是，抗戰一開始，蔣介石就渴望英美等大國施以援手，共同驅逐日寇，他派胡適、蔣百裏等人出國即是這一戰略方針的具體體現。隻是對於這一方針，汪精衛一派人物並不以為然，曾任汪偽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偽南京“中央大學”校長的樊仲雲曾發表一篇《和與戰》的奇文，樊氏在文中大放了一番戰難、和亦不易的厥詞之後，以宋人南渡為個案剖析抗戰得失並做了如下結論：“總而言之，戰不容易，和亦非易。這是嚴肅的事實問題。誠如李綱之言，必須‘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若己無能力，而欲利用他人而求一旦的僥幸，如宋之借金滅遼，借元滅金，或者以為這是中國以夷製夷之上策，其實卻是最愚蠢不過的辦法。於慎行《讀史漫錄》中論曰：‘童貫助金滅遼，徽宗不納種師道之諫，遼滅而北宋隨亡。孟珙助元擊金，理宗不能喬行簡之諫，金滅而南宋亦亡。人病羸頓，不養其元氣，壯其筋骨，而強舉函鼎之重，則喘絕立斃。金，世仇也，中原，故土也，滅之而收其舊疆，其言非不正且順也，然以江南半壁之積疲，蒙古新造之方銳，是病羸頓而舉函鼎也。’所以感情與事實二者，必須慎重斟酌，度量輕重。屈己求和，誠不免於恥辱，尚得救亡圖存，乘時自振。若其不然，貿然出於一戰，則直亡國耳，豈有他哉！南宋之亡，便是如此。南渡之初，宋誠有可以一戰之勢，然而秦檜卻專執和議，結果宋固由此而存，而一般心理對於和議，遂更深惡痛疾，幾於不願聞問。於是到了末季，舍和而戰，遂以亡國。和戰之不易言有如是哉！趙甌北論宋之和戰問題曰：‘宋之為國，始終以和議而成，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三朝，皆當勃興之運。天之所興，固非人力所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為圖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為辱，妄肆詆諆。真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廿二史劄記》）不能不說是持平之論。”
按樊仲雲的觀點，中國的抗戰時局恰似北宋、南宋麵臨的危局，麵對強盛驕狂的日本，中國既不能守亦不能戰，是無能力。蔣介石欲求他人（英美）以夷製夷，這是“最愚蠢不過的辦法”，相當於“病羸頓而舉函鼎”，汪偽政府所謂“猶不失為圖全之善策”，是識時務之俊傑的圖存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