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樊仲雲此文刊於《天地》第8、9期，時為1944年5月、6月，而不是胡適與陳寅恪聲言“主和”觀點的戰前與抗戰之初了。此時，汪精衛已經在南京成立了偽政府，成為日本人手中的鷹犬和實實在在的幫凶，自然不是懷著對國家民族的春秋大義空頭議論所比擬的。對於汪精衛這一變節行為，與汪直接打過許多交道的蔣廷黻曾說過如下幾句話：“以人而論，汪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他主持洛陽國難會議，講了好多次話，我仍不能獲悉他的真意所在。我曉得他是反對抗日的。然而，在他任行政院長之前，他的手下也曾發動過學生要求對日作戰，以增加政府的困難。政客們為了爭權會做出許多奇怪的事，但是用和戰問題當做手段，我認為是絕對不可饒恕的。我們《獨立評論》的同仁於獲悉汪氏出長行政院時曾在一次晚餐席上坦率指出此一任命對中國的不利。我自己曾致力於阻止提前對日作戰。汪為了他個人理由也不願對日作戰。但是他在野時拚命煽動戰爭，一旦掌權時又是要大家維持和平，似乎是缺乏愛國心和對國家的真誠。”[36]
蔣廷黻最後兩句話，算是點中了汪精衛的死穴，而樊仲雲等輩的言行，公開為汪偽政府和汪的叛逆行為張目，已遠離了政見之爭，不但缺乏愛國之心和對國家的真誠，實質上已站在了曆史錯誤的一邊，走向了人民的反麵，成了典型的漢奸賣國賊外加反革命分子了。
別了，蒙自
教授們關於抗戰成敗的爭論還在繼續，眾師生翹首北望，以複雜、悲愴的心境，關注著這場決定民族存亡的戰事。
1938年7月7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書》《告世界友邦書》和《告日本國民書》，以紀念中國軍民抗戰一周年。在《告全國軍民書》中，蔣氏要求全國軍民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為目標，全力促成武漢會戰的勝利。
就在這一天，聯大蒙自分校全體師生在舊海關曠地舉行抗戰周年紀念禮。由樊際昌任主席並致辭，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演講。馮氏語氣平和，謂“一年來中國之勝而非敗，語極樂觀”。[37]想不到演講中突有一意外插曲，把會場攪亂。一個戰前受聘於清華曆史係、名字叫噶邦福的俄籍老教授，亦隨校南來並參加了本次活動。當馮友蘭演講到一半時，隻見這位白須飄動的俄國教授號叫一聲撲地不起。身邊的師生見狀，以為是這位俄國佬因高呼口號未能呼出憋氣倒地，或者是故意耍什麼布袋戲，以活躍演講的氣氛。待細看之後，隻見這位教授臉色發青，熱淚橫流，滿麵呈悲淒之狀，方感另有隱情。眾人手忙腳亂將噶邦福抬出會場請醫生急救，半個小時後方緩過神來。原來這噶邦福當教授前曾做過俄國軍官並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西線戰役中，作為下級指揮官的噶邦福奉命率部衝鋒，突遭敵機關槍掃射，乃緊急下令臥避。當槍聲停止，噶邦福揮槍喝令前進，起來的隻有他一個人，其他官兵全部陣亡。此段酷烈往事隨著馮友蘭抗戰演講再度被憶起，遂有這位噶教授突發悲聲，昏厥倒地的一幕。眾師生聞知內情，受其感染，無不淒然，幾個女生掩麵而泣。
好在噶邦福教授引發的這段悲情插曲很快過去，禮畢，“是日上課如恒，並舉行獻金救國”等活動。本次獻金活動，全體師生在物價上漲、生活困頓的情形下踴躍捐款。最初以陳岱孫教授的25元為首，隨後學生中出現了捐獻30元者，有的女生無錢，而將手上的金戒指捐出，眾人大受感動。在葉公超、金嶽霖等各方鼓動下，教授們捐款數目開始增加，由40元增至50而65元，直到馮友蘭攀升至75元，獨占鼇頭方止。本次捐款共得獻金2000餘元，超過了蒙自全城捐款的一半以上。
7月底，聯大蒙自分校考試完畢，本學期的學業就此結束。此前，因蒙自地處西南邊陲，交通、生活方麵多有不便，西南聯大在昆明陸續建造校舍並有了一定規模，校委會決定分校遷回昆明，蒙自校舍讓於即將由廣西柳州遷往該地的中央航空學校。聯大校委會同時決定，自8月1日起放暑假，至11月底止，假日期間陸續完成師生向昆明的遷移工作。
因西南聯大成立未久，本屆畢業生均用原校名義發給文憑。清華畢業生專門編纂了一本“清華第十級年刊”紀念冊，請朱自清寫幾句話以示紀念。朱欣然慨允並寫道：“向來批評清華畢業生的人，都說他們在做人方麵太雅氣、太驕氣。但是今年的畢業同學，一年來播蕩在這嚴重的國難中間，相信一定是不同了。這一年是抗戰建國開始的一年，是民族複興開始的一年。千千萬萬的戰士英勇地犧牲了，千千萬萬的同胞慘苦地犧牲了。而諸君還能完成自己的學業，可見國家社會待諸君是很厚的。諸君又走了這麼多路，更多地認識了我們的內地，我們的農村，我們的國家。諸君一定會不負所學，各盡所能，來報效我們的民族，以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的。”[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