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浦氏的說辭可知，當時雲南政府曾有讓文法學院遷大理之意。大理是滇西著名的城邦重地，不但有著名的蒼山洱海，依山傍水，風景優美，且寺院林立，空閑房舍尤多，當是辦學讀書的好去處。1939年，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從桂林遷入該地喜州小鎮，借用當地的文廟、大慈寺、張氏宗祠及部分民居開堂授課，平安地度過了抗戰歲月。不知為何，西南聯大的代表蔣夢麟等人卻拒絕了雲南當局的示意，舍大理和昆明西山等處不就，匆忙定於偏僻閉塞又潛伏著戰爭危險的蒙自，未幾又在倉皇中撤離。這一番顛來倒去的折騰，實在令人鬱悶，此舉因是以蔣夢麟為主的代表促成，引起部分教授，特別是清華教授不滿和非議也就不足為奇了。
蒙自開學後，梅貽琦與蔣夢麟均分別來此地視察和小住。梅的到來與回返甚為低調，但蔣夢麟攜帶善於交際的夫人陶增榖到來，則不斷召集北大師生開茶話會，引起清華部分師生的猜忌與不滿。對此，浦薛鳳說：“聞北大與清華學生方麵，有些意見。據雲起源於步行入滇團。蓋彼此各自團結，曾到處互爭臥地，而發生小衝突。南開學生甚少，固無所謂。北大自蔣校長到後，屢開會談。聞錢賓四曾獨排眾議，謂此刻無所謂北大精神。清華則仍然個人主義，例如梅先生來，同仁絕未想到，設宴開會。”[42]
浦氏所聞旅行團中的北大與清華學生在宿營地發生一些小衝突，不難理解，但似不是主要矛盾。而後麵所說的“北大精神”與“個人主義”則是關涉這個群體團結與分裂的要害處。隻是浦氏所說語焉不詳，不知內情者難得要領，隻有參考錢穆的回憶方才明白大體脈絡。浦氏所說“力排眾議”的錢賓四，就是此次事件的參與者、北大教授錢穆（字賓四）。錢氏說：“一日，北大校長蔣夢麟自昆明來（蒙自）。入夜，北大師生集會歡迎，有學生來餘室邀餘出席。兩邀皆婉拒。嗣念室中枯坐亦無聊，乃姑去。諸教授方連續登台竟言聯大種種不公平。其時南開校長張伯苓及北大校長均留重慶，惟清華校長梅貽琦常川駐昆明。所派各學院院長，各學係主任，皆有偏。如文學院院長常由清華馮芝生連任，何不輪及北大，如湯錫予（南按：即湯用彤），豈不堪當一上選。其他率如此，列舉不已。一時師生群議分校，爭主獨立。餘聞之，不禁起坐求發言。主席請餘登台。餘言，此乃何時，他日勝利還歸，豈不各校仍自獨立。今乃在蒙自爭獨立，不知夢麟校長返重慶將從何發言。餘言至此，夢麟校長即起立羼言，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再在此題上起爭議，當另商他事。群無言。不久會散。”[43]
這個插曲，就是對浦薛鳳上述含糊其詞的釋解。蔣夢麟召開會議遇到的問題，不僅涉及北大本身，更關係到西南聯大的興衰存亡。西南聯大之所以沒有像西北聯大一樣“三個人穿兩條褲子”，由不可避免的摩擦、矛盾，導致互相扯皮，各自為政，甚至拉杆子搞獨立，而是最終以輝煌的成果昭示於世，除了蔣夢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擔當”的校長（南按：胡適在北大50周年紀念會上語），還與像錢穆這樣識大體、顧大局的教授的共同努力不可分割，如果沒有這一團結謙讓精神，西南聯大，特別是後期的聯大，極有可能要鬧到三個人穿一條或者爭奪一條褲子，直至大打出手，落個三敗俱傷的結局。此可謂不幸中的大幸。
蒙自分校學生走後，教授們陸續撤往昆明，有幾人準備暑假後再返昆，期間或處理未盡事宜，或埋頭讀書。陳寅恪因身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曆史組主任一職，比之好友吳宓等提前返昆，臨走時，有《別蒙自》一詩贈吳宓：
我昔來時春水荒，我今去時秋草長。
來去匆匆數月耳，湖山一角已滄桑。[44]
隨著大批學生與教授離去，蒙自校園內外頓顯冷落寂寞，令人悵然。吳宓1938年8月29日《雨僧日記》載：“是日下午，宓自城中西門步歸。街中及城邊，均不見諸多黃色軍服之男生，與藍袍或花衫之女生行聚，更不聞純正爽利之北平官話。於是蒙自全城立成寂寞空虛，館肆中尤闐其無人。而宓行過桂林街女生宿舍及早街之轉角宅樓，不見倚窗人語，又有人麵桃花之感矣！及出城，步繞南湖一周，風景依然，荷花正好，而寅恪詩中所謂‘橋邊鬢影、樓外歌聲’者，渺不可見聞。即Kalos教授學生所居之樓上下，亦門窗嚴扃，欄柱塵封焉。”[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