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氏所言，顯然有褒宓厭沈之意，對沈的言行，隻是沒有露骨地貶斥而已。但類似事情到了吳宓眼中就大不同了。在吳氏眼中，沈有鼎雖聰明，且甚用功，“然其為人極可鄙。毫無情感，不講禮貌。衣汙且破，服裝如工人。飯時則急食搶菜，醜態畢宣。置父與妻於不顧，而惟事積錢。銀行所儲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動用，而惟恐遺失。又或深夜扃戶啟箱，將銀幣一再清數，排列展覽以為樂。彤謂其似織工馬南Silas Marner（注：1861年出版的英國女小說家喬治·艾略特所著小說《織工馬南》中之主人公）。眾於會食或遊談時，恒以沈君種種為笑謔之資。宓有時不能忍，或且麵斥沈君之非。沈君則夷然自適，不怒不慊。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噫，此又聰明自私之另一格耳”。在嘲諷責備一番過後，吳宓又頗為感慨地說：“平心而論，諸君皆難得之好人，待宓亦甚厚，然不免為普通中國式之君子，而宓重感情而好負責整飭，本末兼治，群己並顧，時乃感其不足之處。”[48]
吳宓觀察人物心理行為之細致，描述之生動傳神，幾令人拍案叫絕。但在略顯刻薄的指斥之後，又不失寬宏大量的摯誠以待。盡管學人之間各自家庭、教育背景不同，性格迥異，且有這樣或那樣在別人看來足以笑謔或詬病的地方，但畢竟“同是天涯淪落人”，為保存國家民族的讀書種子而流亡西南邊陲，日子還得過下去，團結互助不隻是個人問題，更是民族大義之所需。因而，留住在“天南精舍”的七教授，在相互體諒包容中友好地度過了蒙自的最後一段歲月。而這段最後歲月，在諸位教授的記憶裏，也自有跌宕起伏的情趣所在。按照錢穆所言，七人同住一處後，未久就聽移駐蒙自的空軍基地人員漏出音訊，說是日軍很可能要來空襲，當然這個空襲是針對空軍不是平民，但七教授住的地方與空軍基地很近，一旦敵機投彈，難免會發生基地起火，殃及池魚之事，諸位的性命堪憂。正在眾位焦慮而又不知如何應對之時，沈有鼎發揮了他的特長，謂自己是《周易》研究專家，甚得卜筮之道，可以用八卦之占以卜吉凶。眾人一聽甚是歡喜，乃於月黑風清之夜請其占卜。沈有鼎挽起衣袖，施展法術，一番神秘兮兮的擺弄，得節之九二，驗之以書，竟是“不出門庭凶”五字。眾人大駭，遂召開集體會議，決定自次日起，每日早餐後，攜帶幹糧、水壺與所讀之書，立即出門，到蒙自郊外荒野偏僻之處各自讀書，下午4點之後歸宿。為了做到言而有信，行之有效，會議決定推選吳宓為本次行動的前敵總指揮。每至清晨，由吳宓挨室叩門呼喚督促，遲到者則遭批評。早餐後由吳宓率隊至郊外躲避空襲，一連數日皆由吳總指揮發號施令，其狀“儼如在軍遇敵，眾莫敢違”。
如此這般度過數日，10月17日，馮友蘭從昆明致信湯用彤、吳宓等人，謂聯大各院均定於11月15日提前在昆明開課。於是，“天南精舍”七位教授議定於10月29日集體離蒙自赴昆明，並推舉湯用彤為赴昆明旅行團團長，吳宓為會計，總籌赴昆事宜。
10月27日，吳宓偕錢穆、沈有鼎二人至南湖、軍山一帶散步，遊覽蒙自秋景。傍晚返回，閱報得知武漢已於前二日失守，眾皆悲戚。28日傍晚，吳宓獨自來到南湖，在堤上佇立良久，作詩一首：
離蒙自赴昆明
半載安居又上車，青山綠水點紅花。
群飛漫道三遷苦，苟活終知百願賒。
坐看西南天地窄，顧亭林詩雲：“西南天地窄，零桂山水深。”
心傷宇宙毒魔加。
死生小已遵天命，翻笑庸愚作計差。
日前《雲南日報》所登沈從文君《知識階級反省》一文，愚甚讚同。
第二天，湯用彤率領吳宓等人打點行裝離開“天南精舍”，由碧色寨踏上了開往昆明的火車。至此，聯大最後一批人員告別了蒙自。曾經留下了聯大師生歡聲笑語和精神慰藉的南湖，連同一幢幢鐫刻著歲月烙印的優美建築，構成一道永恒的風景，長久地留在了師生的記憶之中。
注釋：
[1][13][14][15][16][17][48]吳宓日記》，第6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2][43][47]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錢穆著，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出版。
[3]傅來蘇《文典先生笑談“蒙自趣事”》，載《雲南民革》，2001年8月30日。
[4][11][12][33][34][41][42]浦薛鳳回憶錄（中）：太虛空裏一遊塵》，浦薛鳳著，黃山書社2009年出版。
[5][39]馮友蘭自述》，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6]王佐良《一個中國詩人》，載北平《文學雜誌》，1947年7月。
[7]此詩作於1938年6月，原載“南湖壁報”第2期，轉引自《西南聯大在蒙自》，雲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