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彈下的書生們
從蒙自撤往昆明的聯大文法學院，因事出倉促，當師生陸續到達後，院址尚無著落。據知情者說，籌劃此事頗為不易，“初議江西會館，但稍有眉目，而工學院主持者，又要搶用。嗣聞另有力者，或亦需用江西會館。則工學院能得與否，尚未可知”[1]。
就在江西會館被你爭我奪，鹿死誰手尚難定論之時，蔣、梅二常委又派出陳福田、張奚若、陳岱孫三個係主任前往晉寧盤龍寺一帶查勘，終因地勢狹小荒蕪、不堪應用而作罷。正在左衝右突了無著落之際，忽聞當地政府指令昆明城內各中學、師範學校移散鄉縣僻靜之處，於是陳福田、張奚若等乃竭力串通蔣、梅二常委，外加潘光旦、馮友蘭等實力派人物，租用昆明師範和農校等全部校舍，將聯大文法學院師生遷入。這個決定公布後，一度得到部分教授的不滿和抵製，浦薛鳳則明確表示：“其意一若人愚我智，人怯我勇者。師範當局，已將校產之可搬動者，悉數運走。目睹光景，心殊不安。”[2]
浦氏等教授的擔心與不滿自有道理，事後發生於師範學院的一次慘烈轟炸也證明了這一預感的正確，但在如此眾多師生已雲集昆明而學校又無處安置的艱難處境中，遷入師範學院亦是一個便捷的解決之道。未久，蒙自轉入的大多數師生遷入昆師與農校，另有一小部分對《易經》和風水較有研究的教授，感覺此處乃屬卦相所謂“主大凶”之地，一旦住進，很可能落個人財兩亡的結局。於是自行在郊外租房居住，學校當局正好落得個清靜，一概照準。
此時，比吳宓等人早一些時候來昆明的陳寅恪，由於兼職的關係，住進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昆明租賃的靛花巷青園學舍樓上——這是他自北平與史語所同人分別四年多來的再次相聚。想不到剛剛安頓下來，又一個不幸的消息險些將其擊倒。在離北平的時候，陳寅恪曾托侄子陳封雄把一批書籍郵寄到長沙一個親戚家，以便自己到達後取用。想不到這批書直到陳氏一家離開長沙後一個多月才收到。更想不到的是，1938年11月日軍攻占嶽陽逼近長沙，國民黨軍事高層欲實施堅壁清野戰略放火燒城，因執行具體任務者發生誤會，於12日夜間突然自行放起火來，長沙頓成一片火海，不知內情的百姓在大火濃煙中號啕悲呼，四處蹦躥，設法逃生。結果是，一場大火毀房五萬餘棟，死傷市民兩萬餘人，數十萬人無家可歸。陳寅恪親戚的住處也未免劫難，房屋俱被燒毀，而陳氏寄存的書籍也化作灰燼。這場滅頂之災使陳寅恪一生積攢的心血結晶和心中最後一絲希望宣告破滅，禁不住潸然淚下。
不幸之中的萬幸是，昆明的條件優於蒙自，況且還有一個藏書大戶史語所在此，陳寅恪得以借到所需書籍應急，其在聯大開設的“兩晉南北朝史”和“隋唐製度淵源論”課業得以不輟。
陳寅恪居住的靛花巷青園學舍臨近昆明城北門，聯大教室則位於昆明文林街，每逢上課，陳寅恪都需步行一裏多路到校。此時他的右眼視網膜剝離，僅剩左眼視力勉強看書授課。陳氏仍像當年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卻從不遲到。有學生不忍見一隻眼睛已盲的史學大師如此辛苦勞累，主動提議每到上課時前去迎接，並幫助拿書，遭到婉拒。據一位學生回憶：“陳先生上課一絲不苟，多數時候先抄了滿滿兩黑板資料，然後再閉上眼睛講。他講課總是進入自我營造的學術語境或曆史語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幹二淨。某日，第一隻腳甫踏入門，距離黑板尚遠，陳師即開始講述，謂上次講的……隨即走近桌旁，放置包書之包袱，就坐於麵對黑板、背朝學生之扶手椅上。講述久之，似發覺座位方向不對，始站起身搬轉坐椅，而作微笑狀。有時瞑目閉眼而談，滔滔不絕。”[3]時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教的鄧廣銘慕陳寅恪才學與聲名，經常跑到聯大教室旁聽，獲益頗豐。對此，鄧氏回憶說：“雖然因為我的根底太差，對陳先生所講授的未必能有深切的體會，但反思在那一年多的時間之內，我在治學的方法方麵所受到的教益，較之在北大讀書四年所得，或許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