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人格學問，不僅得到了傅斯年與史語所學界大腕與年輕弟子們的尊重，即便是當年同在清華大學任教的馮友蘭、朱自清等輩也備加敬重。1934年清華大學出版的《清華暑期周刊·歡迎新同學專號·教授印象記》，曾有一段對陳寅恪的描寫：“在清華大學的校史中，流傳著許多關於陳寅恪先生的趣談。例如，哲學大家馮友蘭先生的學問可謂不小了，從1928年入校起，當過秘書長、文學院長，以至數度代理校務，在清華可稱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的時候，總會看見馮先生十分恭敬地跟著陳先生從教員休息室裏出來，邊走邊聽陳先生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對陳先生深鞠一躬，然後分開。這個現象固然使我們感到馮先生的謙虛有禮，但同時也令我們感到陳先生的實在偉大。”從這個記載中可以看出，陳寅恪的威望和名聲在他步入清華園不久，即已憑著他的才學與人格力量，深入人心並得到同人的普遍尊敬。許多年後，哲學家金嶽霖不無感慨地回憶道：“寅恪的學問我不懂，看來確實淵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裏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裏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餘的材料。寅恪先生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5]
靛花巷青園學舍小樓共分三層十八間，史語所人員撤往龍頭村後，此樓成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大本營，但傅斯年等史語所人員進城，仍住一樓。陳寅恪因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曆史組導師，一直在此居住。據當年在該所就讀的學生周法高回憶：“研究生住在三樓兩間大房裏麵，加外兩小間，一間住的是陳寅恪先生，一間住的是湯用彤先生。羅常培先生是住在二樓。另外還有助教鄧廣銘先生和事務員鬱泰然先生（鬱是劉半農的親戚，江陰人）。此外還有英文導師葉公超先生。”又說：“他（陳寅恪）本來是清華的教授，可能是因為他是傅斯年先生的親戚和好友的關係，又住在靛花巷的樓上，就擔任研究所史學組的導師了。不過他的脾氣也真不小，可能是由於健康不佳的關係吧！我們和他同住在三樓，彼此從不交談。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時候，有一個客人慕名來看他，他一直打躬作揖把那個人趕下樓去。又有一次，二樓羅常培先生的房裏研究生滿座，鬧哄哄的，那時大概九十點鍾吧，聽到樓上陳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樓板敲了幾下，羅先生嚇得趕快偃旗息鼓。”[6]
周法高的回憶，向世人透露了陳寅恪因疾病纏身而導致脾氣暴躁與格外威嚴的一麵，同時也透露了另一個信息，那就是陳氏有睡早覺和午覺的習慣。1942年8月30日，陳寅恪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飽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飽而消化亦是難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樂，不能作詩。平生偶有安眠飽食之時，故偶可為文。而一生從無既富且樂之日，故總做不好詩。古人雲詩窮而後工，此精神勝過物質之說，弟有誌而未逮者也。”[7]此信是後來陳寅恪攜家從香港逃出抵達桂林時，因家累與身體原因不能速返時已遷往四川李莊的史語所，專門向傅斯年做的解釋。但從這幾句解釋中可知陳氏之睡早覺、午覺，甚或感情衝動、愛發火等是確有緣由的。另據傅斯年1942年8月31日致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信中言：“其實彼（指陳寅恪）在任何一處一樣，即是自己念書，而不肯指導人。”又，傅斯年以開玩笑的口氣說：“本所幾個老年助理，他還肯說說，因此輩常受他派查書，亦交換方便也。一笑。”[8]按傅斯年透露的信息，此時的陳寅恪不理睬周法高輩，是合乎其性格和處世方式的。隻是陳氏這個看起來與別人毫無關係的習慣，竟把傅斯年折騰得好苦。
傅斯年來到昆明後，為盡到北大文科研究所代理所長的責任，經常在靛花巷3號的青園學舍一樓居住。此時日機已對昆明展開大規模空襲，而發生於9月28日的最早一次轟炸就使遷入昆明師範學院的聯大師生受到重創。當時的浦薛鳳雖然竭力反對進駐師院並因此而“心殊不安”，但因一時租不到居處，隻好隨文法學院部分教授如金嶽霖等遷入。想不到進住不久，敵機轟炸開始。警報響起後，金嶽霖、皮名舉、劉晉年等五六人，未及時離開，等到看見銀灰色敵機一排飛臨上空，頓感不妙，急避圖書館內俯伏，掃射與爆炸之聲隨之響起。最後擠進的一個學生“哎喲”一聲大叫，鮮血已順著額頭流淌下來。瞬間一枚炸彈落入圖書館樓後房頂，巨大的爆炸力將樓上一個南開籍學生衝出窗外，身無傷痕而亡，是為震死。片刻工夫，校園大樓正門破碎，窗盡震毀，一座洋房盡成瓦礫，不複辨認。兩位聯大校工和兩名學生被炸後橫屍校園。時聯大校方正組織學生在昆師集訓，集訓大隊長躲警報稍遲，被炸彈劈成三段，下身半段尚在牆內網球場邊，頭部則飛至牆外操場上，所帶兩個小孩一同遇難，身首異處。敵機飛走後，外出躲警報回歸的浦薛鳳見校內一片狼藉，“屍身家屬正哭場中，匠人則正揮斧做棺”[9]，望之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