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行過後，聯大與昆明市眾多大中學校學生紛紛宣布罷課，並向全國各地高校拍發“討孔”通電，以期通過這一運動，給國民黨政府和孔祥熙之流的貪官汙吏予以警告和懲戒。流落到西南各地的大學如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陝西漢中城固的西北聯大等師生接到通電後，紛紛響應，相機而動，高舉旗幟和標語，湧向大街小巷，高喊“打倒孔賊祥熙”“懲治貪官汙吏”與“鏟除禍國殃民的豪門家族”等口號。遠在四川李莊的同濟大學師生接到通電，迅速集聚學生走向街頭遊行示威，因李莊是個小鎮，師生們轉了幾圈覺得不過癮，便挑著大旗、標語特地來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借住的張家祠門前、史語所居住的板栗坳、中國營造學社所在的上壩月亮田等地，高呼口號，背誦詩詞，悼念被“飛狗院長孔祥熙的狗崽子害死的陳寅恪教授”。在李莊的陶孟和、李濟、董作賓、梁思成、林徽因及其所屬機構的同事，聽到陳寅恪“死去”的消息，大為震驚，紛紛派人向傅斯年詢問詳情。傅斯年聞聽更是驚恐萬狀，立即急電重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探詢實情。重慶方麵的回電稱同樣聽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卻無法確定真偽。於是，整個李莊的科研人員與同濟大學師生，沉浸在一片巨大的激憤與憂傷之中。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殺飛狗院長孔祥熙以謝天下”。
全國興起的“反孔”“倒孔”熱潮隨著明暗兩條渠道很快傳到重慶，平時養尊處優，自恃有強權巨資撐腰的孔祥熙與夫人宋藹齡還是感到了驚恐，這種恐懼或心理壓力主要來自國際大環境和政治氣候。此時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已初步形成，12月22日，國民黨第五軍、第六軍已走出國門入緬甸對日作戰。23日，蔣介石在重慶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國軍事代表會議，會議通過了《遠東聯合軍事行動初步計劃》等決議案。24日，蔣介石約請美國代表勃蘭德向羅斯福總統轉達：“遠東地區對日作戰，端賴中國之陸軍與英美海空軍協同一致為一體。務望美國有一中、美聯合作戰計劃。”30日，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決定授予蔣介石“全權處理國事，以駁萬變而赴事機”，相當於國家元首的大權。1942年1月3日，由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議，蔣介石被正式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負責中國、泰國及越南地區聯軍部隊的總指揮任務……
就在這樣一種國際背景下，作為老大的蔣介石自然意氣風發，並想方設法在國際上樹立自己作為一個大國領袖的良好形象。而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卻突然爆出他的胯下“老二”連同周邊荒蕪地區的歪瓜裂棗們，不識大體，招搖惹事，弄出了天下皆怨、學潮洶湧、輿論沸騰的局麵。麵對此局，蔣介石自是對孔氏一家怒其不爭大為惱火。而孔氏一家，特別是官場老手孔祥熙，深知自己那不成器的老婆孩子給老大捅了婁子，且通過此次事件，自己平時的惡行與醜行得以廣泛地暴露於天下，並引起國內外輿論強烈關注，不但損壞了自己多年苦心孤詣偽裝而成的國民黨“幹才”與“善人”形象，對蔣委員長的形象也是個致命打擊，一旦老大感到扛不過去這個門檻，很可能就要拿手術刀把自己這個胯下“活寶貝”一刀切掉，到那時自己將血染灰土，成為人人可以蹍踩的一塊臭肉蛋了。
但是，孔氏家族畢竟不是等閑之輩，廣博的人脈與強大的財力背景，令蔣介石不易也不敢輕舉妄動。蔣氏在深知暫時不能對這個胯下“老二”實施外科手術的情況下，憑借手中權力，聯合各方勢力共同消除影響，壓製學潮與輿論就成為一種必然。於是，蔣介石與孔派人員開始向1938年1月出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和各地軍政大員施壓，要他們以抗戰建國為重，設法壓製和阻止學潮。陳立夫與各地軍政大員不敢抗拒，隻得向各學校校長施壓，令其設法予以阻止。各校校長為保全學校與保護學生計，不得不進行配合，消解學潮。按西南聯大學生何兆武的說法：“校長總是比較難做，特別是學生運動，校長總是被夾在中間最不好受。一方麵，做校長的跟學生對立好像說不過去，但另一方麵，校長是政府當局任命的，大學的牌子上都寫著‘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京大學’，所以凡是鬧學潮，校長總是非常為難。”[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