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逃難經過與顛沛流離之苦，陳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信中有一段泣淚滴血的敘述：“此次九死一生，攜家返國，其艱苦不可一言盡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個月之久未脫鞋睡覺，因日兵叩門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遷四次；至於數月食不飽，已不食肉者，曆數月之久，得一鴨蛋五人分食，視為奇珍。此猶物質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則有汪偽之誘迫，陳璧君之凶惡，北平‘北京大學’之以偽幣千元月薪來餌，倭督及漢奸以二十萬軍票（港幣四十萬），托辦東亞文化會及審查教科書等，雖均已拒絕，而無旅費可以離港，甚為可憂，當時內地書問（信）斷絕，滬及廣州灣亦不能通彙，幾陷入絕境。忽於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數百港元，遂買舟至廣州灣，但尚有必須償還之債務，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須自攜，弟與內子俱久患心髒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見矣！”[34]
同一日，陳寅恪在致朱家驊、葉企孫、王毅侯和傅斯年等四人的信中補充道：“弟於疾病勞頓九死一生之餘，始於六月十八日攜眷安抵桂林。”又說：“當時實已食粥不飽，臥床難起……其苦悶之情不言可知，至四月底忽奉騮公密電，如死複生感奮至極。”[35]
脫離虎口，流亡到桂林後，陳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給好友劉永濟的信中所言：“弟前居香港半年，每食不飽，後得接濟，始扶病就道，一時脫離淪陷區域，獲返故國，精神興奮。”[36]而當遠在樂山武漢大學任教的其兄陳隆恪得知乃弟尚活在人間，且在港島被困期間不食敵粟，設法擺脫倭督及汪偽漢奸的糾纏，攜家安全脫險，慶幸之餘又越加敬佩，即寫《聞六弟攜眷自香港脫險至桂林》詩一首作為紀念，內中有“辛苦識君來”“正氣吞狂賊”兩句，[37]以示對這位富有民族氣節的胞弟的稱讚與嘉賞。
抵達桂林的陳寅恪一家，最初落腳於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長沙臨時大學與中研院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等機構撤離長沙遷往昆明時，物理所、地質所、心理學所等三個研究所也隨之撤離。鑒於各方麵原因，三個所抵達桂林後不再前行，索性在離桂林市40華裏外的良豐鎮郊外山腳下安營紮寨住了下來。陳寅恪一家到達桂林，根據朱家驊電示，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長丁西林專程派車把陳氏一家接到所內暫住。曆盡千險萬難死裏逃生的陳家，對這一曆史性的會麵，自是百感交集，愴然難忘。
按照陳寅恪女兒流求的說法，“父親原打算繼續上路赴四川李莊曆史語言研究所”，而史語所的同人也翹首以待，渴盼著大師的到來，為這座萬裏長江第一古鎮增添新的活力與砝碼。遺憾的是，陳寅恪夫婦身體狀況均不允許繼續前行，使這一計劃隨著歲月流逝而漸漸偏離了前行的軌道，終致大師的身影與李莊擦肩而過。
1942年8月1日，陳寅恪給傅斯年的信中道出了自己不能繼續前行的詳情：“然二月之久，舟車勞頓，旅舍喧呼，俟到山中，稍獲休息。豈知久勞之後，少息之餘，忽覺疲倦不堪，舊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漸次複發。蓋神經興奮既已平靜，大病又將到而尚未到矣，此時必須再長期休息，方可漸複健康。若短期內再旅行，重受舟車勞頓之苦（旅費亦將無所出，此姑不論），必到目的地，恐將一病不起矣！前上一書言，欲與中英庚款會商量，設一講座於廣西大學，即是此旨，想蒙諒解。”[38]信中可見，身心俱疲的陳寅恪很有些打退堂鼓的意思，並極想在桂林這個山清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陣，等身體複原後再作他圖。
此前，陳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負責人杭立武，商量設講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與廣西大學合出，為兩家合聘之局，每周開課三小時，隻是“月薪則不多”。但慮及“半年或數月之內，弟個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無收入以維持日食，授課之時既少，可整理年來在港大講授舊稿，借此暫為休息過渡之計，作漸次內遷之準備”。[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