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氏對自己麵臨的窘境和日後打算說得極為清楚，但此信尚未發出，重慶方麵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已命人於前一日將聘書匆匆發往桂林，請陳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而關於這一切，正在李莊主持工作的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卻蒙在鼓裏。當得知葉企孫竟瞞著鍋台上了炕，置自己這位史語所掌門人於不顧，膽大妄為，擅自聘陳寅恪為“專職”之後，傅斯年怒火頓起，立即以筆當炮向葉企孫討伐起來。
葉企孫，1898年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據葉後來自述：“父親是科舉出身，研究古書的經史部分。”又說：“吾從十幾歲起，讀了相當多的古書，例如曾讀完詩經，禮記和左傳。這些古書使吾有正統思想。1913年入清華學校，又學了一些歐美資產階級思想。”[40]
1918年，清華學校畢業後，葉企孫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係就讀。1920年獲碩士學位，轉赴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實驗物理，192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旋即旅遊考察歐洲各國的著名大學，與國際一流大師交流。1924年回國，應東南大學之聘擔任物理學副教授。1925年8月應清華大學之聘，擔任物理學副教授，同時開始了理學方麵的畢生創業。1929年出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主席兼代理校長。抗戰爆發後隨校南遷，出任西南聯合大學物理係教授、清華大學特種研究委員會主席、校務委員。
1940年，隨著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朱家驊經過激烈角逐如願以償登上中央研究院代院長的寶座，傅斯年出任總幹事，後傅氏體力漸漸不支，不得不重新考慮找人頂替此職。朱家驊與翁文灝、傅斯年反複商量權衡，決定請葉企孫出山。經過一番周折，葉企孫與梅貽琦終於答應了朱家驊的要求。1941年9月11日，梅貽琦致信葉企孫：“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華為一重大損失，在琦個人尤感悵悵，但為顧國內一重要學術機關之發展起見，不應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請假，暫就該院職務。”[41]9月底，葉企孫離開昆明飛赴重慶，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職。傅則於同年12月初，攜妻帶子離開重慶，遷往李莊。
葉企孫與陳寅恪在北平清華園時期就來往密切，堪稱摯友。盧溝橋事變前後，葉與陳曾就戰爭局勢與南遷之事多有商談，直到隨校遷往長沙、昆明，二人仍保持深厚的友誼。當陳氏攜家由港抵達桂林的消息報告到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葉企孫遙望東南，以極大的熱情和愛心關注著這位三百年才出一人的史學大師的命運。未等陳寅恪伏筆作書報告詳情經過，葉以上海人特有的細膩與精明，開始為陳氏未來的生活打起了算盤。1942年6月9日，葉致書李莊的傅斯年，大意說：陳寅恪已到桂林，史語所是否有聘其為專任研究員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說：“薪似可從一月份支起，但從六月起實付寅恪，以前五月薪抵消旅費之一部分。以寅恪夫婦之身體論，住昆明及李莊均非所宜，最好辦法，似為請彼專任所職，而允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42]
傅斯年接信看罷，心想這個葉企孫在雜事紛繁中還惦念著寅恪的工作和一家的生計，其心可感，其情可嘉，實乃寅恪不幸之中的大幸。但有一點是傅斯年斷然不能同意的，這便是專職與兼職之區別，他在隨後複葉企孫信中說：陳寅恪來史語所任專職，則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人渴望日久之事，但由於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嚴格的製度和服務規程，故陳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遙領本所專任研究員薪水，必須來李莊住在史語所租賃的房中辦公，才可以拿專任之薪。如果陳果能來李莊，其薪金自應為600元又臨時加薪40元。否則，不能為之。傅斯年再度搬出為梁思永治病，把史語所醫務室弄得完全破產的尷尬之事以說明自己是個“於人情之可以通融者無不竭力”之人，而如今“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張本院應竭力努力，弟固以為應該，然於章製之有限製者，則絲毫不通融。蓋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43]此信寫罷，傅斯年似覺仍有話沒有解釋清楚，又在信箋上端一空白處特地注明寅恪何以曆來稱為“專任研究員暫支兼任薪”之故雲雲。
葉企孫接信後，覺得傅斯年所言有理，於是在6月30日回信說：“關於寅恪事，尊見甚是，請兄電彼征詢其意見，徜彼決定在李莊工作，清華方麵諒可容許其續假也。寅恪身體太弱，李莊昆明兩地中究以何處為宜，應由彼自定。”[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