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接信，沒有按葉企孫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兩函與之商榷此事，而電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來信，未提及弟信，來信囑弟托杭立武兄設法在廣西大學為彼設一講座雲雲。”
按傅斯年的意思，既然我兩次寫信問陳氏來不來李莊，何時來李莊，並把李莊的地域特點、風土人情都做了詳細介紹，但陳氏回信除了說自己“正在著作，九月可完”外，“絕未談及到李莊事”。這讓傅斯年深感不解又有點窩火，心想你到底是來還是不來，總該有個說法，如此裝聾作啞是何道理？在此種心情驅使下，索性把葉信扔到一邊不再搭理。
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辦事員劉次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附一消息說：“葉先生函商院長聘陳寅恪先生為專任研究員，月薪六百元外加薪四十元，院長已批準照辦。俟葉先生將起薪月日函複核，聘書即當寄貴所轉寄桂林也。”[45]
這一突然而至的消息，令傅斯年“甚為詫異”，心想自己並沒有收到陳寅恪馬上來李莊的信函，又沒有變更此前的意見，“何以忽然有此？”盡管傅心中不甚痛快，但想到信中有“寄貴所轉寄桂林”一語，稍感釋然。按傅的打算，待聘書一到李莊，即將其壓下，而後再修書與葉企孫理論不遲。大出傅氏意料的是，7月31日又突然接到中研院辦事處職員王毅侯信，告之曰：“發寅恪兄聘書已辦好，企孫兄函囑徑寄桂林，免得轉遞之煩。並雲一月至五月領薪由院保留作抵消旅費之一部，弟本日寄寅恪一函，征其同意（函稿另紙抄奉）。”又說“自6月份起全部寄交先生應用”雲雲。[46]
傅斯年看罷此信，如同憑空挨了一記悶棍，當場把信摔在地上，大喊一聲：“他憑什麼！”跳將起來，對葉企孫表示極大不滿。8月6日，傅斯年向葉企孫發出了一陣連珠炮式的“聲明”：
一、弟絕不承認領專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莊之前，遽發聘書，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無異許其在桂林住而領專任薪。此與兄複弟之信大相背謬。
二、自杏佛、在君以來，總幹事未曾略過所長直接處理一所之事。所長不好，盡可免之；其意見不對，理當駁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後自當以總幹事之意見為正。但不可跳過直接處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莊之前，固不應發專任聘書，即發亦不應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違反本院十餘年來一個良好Tradition之舉也。
三、為彌補寅恪旅費，為寅恪之著作給獎（或日後有之，彼雲即有著作寄來），院方無法報銷，以專任薪為名，弟可承認。在此以外，即為住桂林領專任薪，弟不能承認。
此事幸寅恪為明白之人，否則無異使人為“作梗之人”。尊處如此辦法，恐所長甚難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為思永病費，已受同仁責言。今如再添一個破壞組織通則第十條之例，援例者起，何以應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47]
如此言辭激烈的戰鬥檄文作完後，傅斯年仍覺尚有千頭萬緒的複雜言語沒有盡情說出，於是繼續揮動大筆，以家長對孩子、老師對學生、長輩對晚生的口氣教訓、指導起來：
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續上亦須先經過本所所務會議通過，本所提請總處核辦。總處照章則辦理。亦一長手續也。又及與此事有關院章各條文：
組織通則第十條，專任研究員及專任副研究員應常在研究所從事研究。
服務通則第二條，本院各處所及事務人員之服務均須遵守本通則之規定。
此外，間接有關者尚多，故領專任研究員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48]
8月14日，傅斯年的激憤心情已趨平和，怕陳寅恪接到電報後產生誤會，“此固以寅恪就廣西大學之聘已解決，然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於是又即刻修書一封，先是促其盡速遷川，“瞻念前途，廣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若不早作決意，則將來更困難矣”。而後對自己不滿葉企孫發聘書之事，又向陳寅恪做了詳細說明和解釋：“此事在生人，或可以為係弟作梗。蓋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為重視法規之人，企孫所提辦法在本所之辦不通，兄知之必詳。本所諸君子皆自命為大賢，一有例外，即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醫費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輿論之不謂弟然也。此事兄必洞達此中情況。今此事以兄就廣西大學之聘而過去，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說也。”[49]